這本名叫《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的書的副標題為《趙紫陽親述六四內幕》。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在訪談中，明確地將殘忍鎮壓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民運的責任，歸咎於已故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趙紫陽認為，人民日報於4月26日發表的社論是引發學潮的導火線。在社論中，人民日報引用了前一天鄧小平向李鵬等人傳達的精神。趙紫陽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四月二十五日，李鵬、楊尚昆把常委會的情況向鄧作了匯報。這個人對學潮一向採取強硬方針，認為學潮影響穩定。聽了李鵬匯報以後，鄧當即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快解決。鄧這個人有個特點，如果有另一種意見他也不會這樣。我四月十九日到鄧那裡，我的看法他也是完全同意的，二十五日李鵬、楊尚昆一講，又同意他們的看法了，因為這和他歷來的主張一致。四月二十五日鄧同李鵬等的講話本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裡李鵬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傳達。四月二十六日又把這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四‧二六」社論大大激化了矛盾，使學潮規模急劇擴大。追悼會結束以後，學潮趨於緩和，只要進一步做工作，學潮可以平息。但「四‧二六」社論一發表，情況立即發生了變化。學生被社論的言辭、「帽子」所激怒，主要有學生多年沒聽這種話，「反黨反社會主義」、「有計劃、有目的」甚麼甚麼，多年沒聽這種話，一下子被激怒了，情緒極為激動。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也激怒了，被推到激進的一邊。」

寫這本書的作者楊繼繩曾經是新華社教授級的高級記者，也是共產黨員。他主要研究中國的經濟改革，曾經撰文批評過三任市委書記的工作和政策，在官場積怨很多。兩屆中宣部部長曾經批評過他的文章。在江澤民下台後，自「六四」事件後一直被軟禁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命運再度受到各方的關注。在今年十月趙紫陽八十五歲生日這一天，他在北京富強胡同的寓所外聚集了不少人，希望為這位在「六四」事件中堅持自己的良知而被迫下台的老領導人祝壽。國際社會要求胡溫釋放趙紫陽的聲音不絕於耳。楊繼繩對趙紫陽的政治生涯有深入的瞭解和研究。在這本書中，他以頗多第一手資料對毛澤東逝世後直到九十年代中共中央內部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明爭暗鬥，作了深入的報導和分析。趙紫陽在接受他採訪時，反復強調了他在六四前對學生運動的觀點。

「當時在中央常務委員會上我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道理。因此那時我主張，除了打、砸、搶、燒、沖五種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以外，一般要採取保護手段，違法行為才依法處理。在追悼會結束以後，我提出了三條意見：第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進入正常軌道，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讓他們復課。當時我覺得，學生遊行是借悼念耀邦這個題目，現在追悼會已開了，你們也參加了，再沒有題目鬧了，要復課。第二，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徵求意見，當時想是召開種種各樣的會議，教師也好，學生也好，知識分子也好，都徵求意見，有甚麼意見都可以講。第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是如果出現打、砸、搶、燒、沖等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以上我的這些意見當時李鵬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並形成了文字。前面這些分析以及定的方針，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門，有文件可查。」

書評家認為，《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是反思89年動亂珍貴的歷史資料，並且會對平反六四，恢復趙紫陽的名譽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