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對埃爾克‧比登本德（Elke Büdenbender），外界所知不多。顯然，她很懂得在出名的情況下也保留隱私。這一點，從她的名字上便可見出。名字象徵了她的獨立性，但卻並不是用來特意彰顯自己是"徹底解放的女性"的標誌。作為審判公民起訴國家案的行政法官，她並不需要這樣的標籤。有一回，她倒是想改為夫姓，成為"施泰因邁爾夫人"（Frau Steinmeier）。那是2005年，兩人結婚滿10年之際。她想好了要給他的弗朗克-瓦爾特一個特殊禮物：接受他的名字。不過，事情未成。施泰因邁爾先生成了外交部長，她則依舊是比登本德女士，而不是施泰因邁爾夫人。當時，她是這麼解釋自己為何改變了主意："現在，情況眼見變糟了，改名字就好像我想要把人家的桂冠戴在自己頭上一般。"

一顆心，一個腎

除開這一典故，其實，拿出顯示深厚愛情的證據，這在施泰因邁爾／比登本德一家全屬多餘。在柏林政界，這兩人的婚姻被認為非常融洽、忠誠。在被問及兩人何以琴瑟和諧如此時，她有這樣的長篇回答："我們是適度之人，不過分，不虛榮，不糾纏日常小事。"

命運反正會讓這兩人接掌大任。那時2010年夏，與本願相違，埃爾克‧比登本德進入公眾視線。當時，她身患重病，需要一個新的腎。自1996年生下女兒梅裡特（Merit）後，這個排毒器官的功能便受到影響，後來，情況變得極其嚴重，她必須作出抉擇：要麼每星期都作數次透析　-　直到生命結束；要麼接受腎移植。然而，要得到一個合適的腎，平均得等5到7年。埃爾克‧比登本德可沒這麼多時間。

面對這一情況，施泰因邁爾作出了一項決定：捐腎，挽救妻子的生命。手術成功了。據這對夫妻的老朋友們說，同意丈夫捐腎這件事對埃爾克來說最後比丈夫自己還更難承受。自那時起，媒體和公眾發現了他身邊的這位女性。

施泰因邁爾深知自己此舉的意義。數十年來，他都隨身攜帶捐獻器官證。上大學時，他曾遭遇類似處境。一次嚴重感染危及了他的視力，只是一次有風險的視網膜手術才拯救了他當時的視力。此次手術留下的唯一後遺症：時年24歲的這位金發青年一夜間滿頭皆白。

伉儷情深

埃爾克‧比登本德於1988年相識於吉森（Gießen）。當時，兩人都是法律專業學生。她（1962年出生）還是低年級生；長她6歲的施泰因邁爾已可稱自己是輔導員。她經由迂迴道路最終成為法官。她在錫格蘭德（Siegerland）一個新教地區的一天主教家庭長大，最初，她上到初中，準備接受專業培訓，成為工業銷售員。她加入了金屬業工會，補做了高中畢業文憑。中學時代的她即已參加了社民黨。在1991年施泰因邁爾轉至下薩克森州州長辦公室任專員時，她跟著他去了漢諾威（Hannover），並在那裡做完了見習期。1995年，兩人結婚；一年後，女兒梅裡特出生。

在柏林，他們住在優雅的采倫多夫（Zehlendorf）區，常去南蒂羅爾（Südtirol）渡假。作為一名自信、聰慧的女性，比登本德對前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贊賞有佳。施羅德是施泰因邁爾的多年上司。儘管這樣，這兩人都不是柏林公眾舞台上的明星。因此，他們被視為"歐巴馬夫婦的反例"。不過，誰若稱施泰因邁爾"呆板"、缺乏魅力，那就得聽聽他妻子的說法了。她這樣公開稱讚她的弗朗克-瓦爾特："半夜剛從國外訪問回家，直到凌晨兩點還和女兒一起搭建宜家（Ikea）書架，這樣的人當然是條好漢子。"

鞋的故事

2009年，埃爾克‧比登本德說過一句話，7年後，這句話又有了現實性。當時，她直截了當地說，"要是我丈夫成為總理，我還是繼續當法官"。她無需兌現這一許諾了。選舉中，施泰因邁爾明顯不敵梅克爾，他只替社民黨拿到23％的選票，是該黨有史以來最低的。隨著施泰因邁爾的又一次仕途躍升，在新條件下，有關比登本德職業計劃的問題再度被提出。

她表示，即使是成了第一夫人，她也希望繼續在柏林的莫阿比特（Moabit）當她的行政法官。不過，隨丈夫的職務而來的是"主人責任"。她尤其必須履行代表責任。當然了，這是可以習得的。2009年，當她丈夫在社民黨大會上被確定為梅克爾的挑戰人時，她在上舞台時因過於激動而走掉了一隻高跟鞋。當時，她極瀟灑地處理了這一難堪場面。此後，柏林政界有某些人說，這個開開心心的、直率的埃爾克‧比登本德是施泰因邁爾身上最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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