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本報評論部」文章《寧要微詞，不要危機》。文章寫道：「自1978年至今，中國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開闊的行進空間，也面臨著『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挑戰。「」在一些人那裡，改革的『漸進』逐漸退化為『不進』，『積極穩妥』往往變成了『穩妥』有餘而『積極』不足。這些年來，一些地方改革久議不決，一些部門改革決而難行，一些領域改革行而難破，莫不與此有關。「」如果怕這怕那、趑趄不前，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態度，甚至將問題矛盾擊鼓傳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時輕鬆、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問題拖延成歷史問題，讓危機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終引發更多矛盾、釀成更大危機，甚至落入所謂『轉型期陷阱』。「」面對全新的改革歷史方位，當以『不畏浮雲遮望眼』的寬廣視野，以無私無畏的責任擔當，按照胡錦濤總書記所要求的，『不失時機地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創新』。」

3月14日，溫家寶在記者會上說：「建國以來……我們也走過彎路，有過教訓」，「『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可以對大家講，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

上述的文章和講話，代表了中共高層的一種聲音，即絕不允許「文革」的悲劇重演，以「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的態度，「不失時機」地「繼續推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事業」。但是，最近我們也聽到了中共高層的另一種聲音。

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任仲平的文章《文化「為人民」的歷史跨越——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到十七屆六中全會》。文章說：「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到十七屆六中全會，從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文化思考到改革發展時代的文化繁榮，我們黨始終將文化發展擺在重要位置，精心領導，並伴隨時代發展不斷提出新的戰略思想，做出新的決策部署。以延安文藝座談會為起點，70年風雷激蕩的歷程中，共產黨人探索出一條『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發展道路。「」70年前，延安文藝座談會滋潤的雨水，讓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抽芽、成長，匯聚成喚醒工農戰勝強敵的時代洪流。70年後，十七屆六中全會澆灌的甘霖，必將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伸展出造福的樹枝，開花、結果，凝聚成13億人民走向民族復興的偉大力量。」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不但摘要介紹了此文，而且還頭條配發了相關新聞。連續幾天，全國各地的電視節目中盡是唱「紅歌」的。

在一片「唱紅」聲中，最讓人惡心的是作家出版社藉機推出《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一書。在「百位文學藝術家」中，既有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耄耋老人，如賀敬之、瑪拉沁夫、王昆、周巍峙等；也有「文革」後才得以脫穎而出的中年作家，如鐵凝、莫言、二月河、唐浩明等。據參與其事的葉兆言、周國平等作家自我揭發，他們是因為「作家出版社寄了一千塊現金，要沒頭沒腦抄一段」，才做了這件「丟人」的事。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毛澤東創造的思想改造的綱領，做完這個講話，毛澤東就親自領導了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延安整風，全面清除五四自由民主思想對延安的影響。延安整風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歷史學家高華先生不朽之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揭示了這段歷史的真實。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1966年7月2日中國報刊全文發表毛澤東的這個《講話》，次年5月23日再次全文發表。《講話》也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綱領之一。在「文革」時期，幾乎年年都要紀念。用當時的話來說，從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構成了毛澤東「文化革命」的一條紅線。正是在這條「紅線」的指引下，中國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越來越「左」，一步步走向極權專制，走向物質匱乏與精神猥瑣。中國人在受盡十年「文革」之苦後，毅然決然地告別「紅線」，解放思想，開啟「改革開放事業」。如果從1942到2012的70年可以構成一條「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道路」，那麼1978年還有什麼歷史地位？還有什麼必要為「改革開放事業」而「奮斗」？

喜歡效仿毛澤東話語的薄熙來是倒台了，但是中共高層還有不少薄熙來式的「小毛澤東」。他們還在留戀文革符號、文革話語、文革路線。如果對於薄熙來的清算僅僅停留在「刑事犯罪」上，那麼，「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隨時可能捲土重來。

作者：陳子明

責編：吳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