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兩年前，五位正在上海訪問的德國博物館館長見到了被凝為相片的上述畫面——近600幅以《中國人本》為題的紀錄眾生百態的攝影圖片。那些奇異、荒誕、瘋狂但又千真萬確的真實存在，以及中國人對於日常混亂所表現出的駕輕就熟、篤定自若深深地震撼了這五位德國客人。他們由此突發奇想，開始与主辦單位——廣東美術館、中國文化部交涉，力促《中國人本》來德巡展。

經過一番百折不撓的外交努力和籌劃運作，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以人為本」的中國攝影展終於在今年5月飄洋過海，首站抵達法蘭克福當代藝術博物館與海外觀眾見面。現在，三個月過去了，《中國人本》也即將離開黑森州，繼而前往斯圖加特、慕尼黑、柏林和德勒斯登，而它所激起的巨大反響也必將波及整個德國。

中國式電擊

250名攝影師在1951至2003年間用相機拍下的600幅畫面，感動的不只是熟悉它的本國觀眾。人類的感情多少帶有一些宇宙共通性，而圖片勝於文字，更易穿透文化背景的屏障，將某種電波傳遞給注視它的眼睛。於是，寂靜的展廳內，四下不時傳來被壓抑住的驚呼、竊笑或者長籲短嘆。

《法蘭克福匯報》、《世界報》、《時代周報》等德國報刊紛紛發表文藝評論，將這場展覽戲稱為「中國式電擊」。然而，引發轟動的原因絕不僅僅是單純意義上的藝術效應，更多的應該是這些攝影作品本身所折射出的政治尖銳性。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將圖片說明翻譯成英德文之外，德國策展方未對《中國人本》做出任何策劃、創意上的修改，基本上原封不動地將這一部曾經亮相於廣州、上海、北京的「中國轉型期的影像見證」搬來德國。按照法蘭克福當代藝術博物館館長Udo Kettelmann的說法，德國觀眾所看到的《中國人本》不僅是攝影紀實，更是展覽紀實，即順著中國人的眼光去看中國人的影像。

於是，原本對中國社會一知半解的德國觀眾大感疑惑，驚詫於中國攝影師與策展人並未被官方宣傳所矇蔽的敏銳的感知力，以及他們大膽狂放、無拘無束的表現手法。一幅幅矛盾重重、衝突迭起的畫面暗藏多少驚心動魄的政治火藥：鄉村採血站門前排起的長龍；在鵝毛大雪中靜候僱主的失業民工；戒毒所裡毒癮發作、歇斯底裡的女子；涂滿辦假證件聯繫電話的美女廣告牌；每天能賺一包火柴錢、做小本生意的老人；脖子上系著繩索、被獄警看押著上廁所的死囚……

人們不禁要問：難道中國不是一個訊息封鎖、自由受限的專制性國家嗎？如此富有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的攝影作品如何能夠逃過監督機構的法眼？甚至獲得了官方首肯，一展再展、遠涉重洋？不過，明眼人同時也注意到文革圖片鮮有涉及，這說明《中國人本》依然不能倖免於政治禁忌。

中國式矛盾

如果不是因為中國近年來奇跡般的經濟發展速度，西方人對於中國的認識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自己的個性。如果他是一個浪漫的國際主義者，他會把中國想像成一個擴音機裡唱著梅蘭芳的遙遠縹緲的文化古國。如果他是一個自命不凡的道學先生，中國就是一片遠離現代文明的荒寂野蠻的窮鄉僻壤。而他們也將繼續滿足於這種幻想。然而，正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弗裡曼所指出，世界舞台上「突然出現了一個巨大而貧窮的國家，它既能保持低廉的勞動成本，又能參與全球高新技術的競爭。」這種矛盾性也正是中國的優勢和特別之處。

中國這一字眼開始頻頻出現在媒體的嘴巴、公眾的耳朵裡。各種激情洋溢的稱頌、深懷敵意的責難令一些自認為瞭解中國、很有真知灼見，同時統治世界、操縱世界商業貿易的幸運兒也不得不對當今中國的和平崛起、一片混亂倍感手足無措。他們也許很難真正理解《中國人本》所呈現的那些畫面：煤礦童工的臉上蕩漾著純真的微笑；寸步難行的汽車要靠水牛來救出泥潭；超生婦女安詳走過聲色俱烈的計劃生育宣傳標語；頗有一「婦」當關、萬「車」莫開架勢的老婦端坐在村口檢查薩斯肆虐時期的過往車輛……

然而，中國人自己就能真正理解光怪陸離的中國現狀嗎？也許同西方觀察家相比，中國人面對自己的祖國更缺乏一種應有的公正冷靜的態度。他們的內心充滿了各種激烈的爭鬥，有理想與現實之爭、自豪與自卑之爭、情感與理智之爭……

正因如此，《中國人本》參展德國也同樣被一些所謂的「愛國者」痛斥為「侮辱中國」。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深諳中國人民族性的林語堂先生曾經這樣說過：「或許我也熱愛自己的國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讓人知道。因為一個人不可能一輩子披著一件愛國主義的外衣，衣衫襤褸，招搖過市，不僅在中國，而且還到國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誠相見，因為我與這些愛國者不同，我並不為我的國家感到慚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煩都公之於眾，因為我沒有失去希望。」(亞思明現場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