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起草的「對中國醫療衞生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以下簡稱評價)，其公開發表的「概要與重點」版全文大約18,000字，高度評價了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公共衞生所取得的成就，空前嚴厲抨擊了現行醫療體制市場化導向的錯誤，提醒因此產生的全民醫療保障水準下降和不公平其嚴重狀況在世界各國中屬於最為惡劣的，已經造成嚴重社會問題、是牽制中國內需不足的一個主要原因，並明確指出現行醫療體制和市場化改革不符「衞生事業規律」、政府責任退出公共衞生領域是前任政府的錯誤政策所致，建議建立一個財政投入和公立醫院為主、保障全民基本醫療需求的公共醫療體系。

針對這份近年來罕見的全面抨擊中國現行醫療體制的報告所提出的因為公共衞生市場化造成的嚴重醫療分配不公平，中國許多媒體將其稱為「美國病」。但是，這個似是而非的說法相當誤導。事實上，美國的公共衞生狀況不僅不像中國媒體想像的那麼糟糕，而且，以商業醫療保險為主和有廣泛企業參保計劃支持的美國醫療體制，相對與實行公立醫療體制和普遍醫療福利的加拿大、英國等，對至少70％美國公民來說，他們能夠得到高效率的全面醫療保障。高度市場化的醫療體制結合高度發達的商業醫療保險體制和法律體制，滿足了中產階級為主的美國主體社會的需求。

但在已經貧富高度分化、醫療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中國社會，兒童、老人和農村大部居民都被排除在現行有限的醫療保障之外，如評價指出的，連體制內的醫保對象也受層層限制，醫療事業卻成為最有利可圖的產業，許多民間資本和海外資本紛紛大舉投資醫療行業。2004年私人衞生支出高達總體衞生支出的60％，而總體衞生支出已佔當年GDP的百分之五。七月份在上海召開的中外醫院CEO峰會，則代表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鼓吹醫療服務的徹底市場化。與此同時，2000年的中國衞生績效排名位居191個世衛成員國的144，醫療分配公平性更居倒數第四位。

在這意義上，更準確地說，中國公共衞生體制也許是患上了「上海病」──在2003年非典爆發之初擔任中國衞生部長的張文康就來自上海。這位出身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衞生部長，似乎更願意把部長之職看作對他身為中國某些要人私人保健醫生的獎賞，而不是緩解全體公民和病患痛苦的責任者，公然向全世界和中國公眾隱瞞非典和公共衞生危機。

這一「上海病」，正代表了「評價」所指的四大問題：過分重視經濟增長，忽視衞生、教育等社會服務發展；在衞生領域過度市場化，放棄政府責任；公共財政投入不足，轉移支付落後地區更嚴重不足；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在如此從思想到路線到政策到組織的全面批判中，中國衞生部門過去十幾年的表現被全面否定，甚至包括非典危機後中國衞生部門建立的應急機制和農村合作醫療改革試點。而且，「上海病「」已經不是中國公共衞生領域特有的問題，幾乎代表了中國大部分公共社會領域的結構性危機。如「評價」所稱，正在嚴重阻礙中國公眾對改革政策的支持和信心，也即胡溫政府所擔心的政權執政危機。

因此，德國之聲中文廣播評論員一通認為，「評價」的拋出是一個訊號，是胡溫政府開始全面清算前任政府－－所謂「上海幫」－－政策的訊號，也是一個開始觸到根本的中國政治衝突的最新表現，胡溫政府正在將「和諧社會」的口號變為一個以社會政策為核心的全面政治綱領，為今年秋天的五中全會作輿論準備。

胡溫政府的政治雄心固然可圈可點，「評價」或許道出了中國90年度以來醫改方向的缺失，中國普通人民終於能夠從政治競爭中得到一些實際的好處。然而，其改革建議卻迴避了衞生行政體制改革的真正難題，遠非「評價」所稱實行適當的人事制度就能恢復往日的社會主義烏托邦那麼簡單。一個也許同樣身患「上海病」的行政體制，若不廣泛動員社會、參與民主監督，又怎能真正有效革除自身的一個「上海病」腫瘤呢？

(評論：吳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