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開始，客觀地引用了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陽公佈的數字：去年，使用槍枝和炸藥作案的犯罪行為增加了82％。肖陽認為，包括警察和司法部門在內的裙帶關係、腐敗和濫用職權是造成犯罪增多的原因。新蘇黎世報得出的結論是：如此看來，改革非進行不可：

「這方面是在努力進行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並沒有抓住問題本質。這樣或那樣的嘗試倒是做過，但是共產黨當然不敢承認，這一切問題都與一黨專政有關係。這樣，也就只是進行一些單個的革新。例如北京試驗過開庭審判，以此擴大透明度，以便更好地監督司法人員。華東的其它城市也在做這樣的試驗。而在少數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區，看起來卻仍然使用傳統的方法，把任何改革的想法都看成是對當局威望的威脅。然而，整體說來，很多人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已多次提出對司法系統進行全面深入的檢查。如果真的進行這樣的改革，其範圍有多大，人們不得而知。但是，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很可能只是治標不治本。」

接著，新蘇黎世報的文章提到香港的例子。七十年代時，英國人設立了一個只對英國政府負責的獨立的反貪局，香港一度泛濫的腐敗幾乎一掃而光。針對中國大陸，文章寫道：

「有效的反腐敗需要一個極其民主的社會體系。而中國沒有這樣的社會體系，此外又加上新時代歷史發展帶來的負擔。二十多年前，鄧小平在沒有任何法制基礎上開始了經濟改革。新的規定往往落後於實際革新之後，長達數年。在毛澤東時代，凡是沒有明確允許的都是禁止的。後來中國接近了古羅馬人對法律理解：凡是沒有明確禁止的，都是允許的。從此以後，中國出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法律混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