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國《新快報》記者陳永洲被捕事件已發生一段時間了，但至今對該事件的評論未能平息。這件事有其怎樣的特殊性？

展江：這當然是一個特別事件。中國抓記者的事件不是很多，雖然國際上對中國新聞自由度有負面的評價，但對記者的抓捕還是相對少的，所以它成為焦點也不奇怪。

德國之聲：您在新近發表的題為「愁雲慘霧籠罩下的記者節」的部落格裡提到，"不拿紅包的記者要少於拿紅包的記者"。從哪些觀察可以得出以上結論？

展江：根據我們聽到的情況看，拿紅包是很普遍的。但拿紅包不會導致陳永洲這種情況的發生，因為拿紅包做的是宣傳，是正面的吹捧，所以不會招致激烈的衝突。陳永洲事件是他涉嫌拿了別人的錢，來批評揭露一個上市公司。我聽到的是，不拿紅包，也就是能控制住自己的媒體，實在是很少的，中國幾千家媒體中，可能只有《南方周末》、《財經》、《財新》非常少的幾個媒體能管住自己。所以我敢大膽地說，拿紅包的一定是多數。

德國之聲：《財新》雜誌總編胡舒立發表了"新聞尋租不可恕"的文章並在其中呼籲記者要"自律"。這篇文章引發了很大的反響，其中也不乏爭議，爭議的焦點集中在是"自律在先"還是"自由在先"。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展江：我不是絕對論者。我不認為在自由和自律之間，一定要先有完全的自由，然後才能有自律。當然如果要理解正常的自由和自律，它們應該是同時存在的。離開了自由，確實也談不上自律。中國的媒體有沒有自由呢？從絕對的意義上說，同其他國家比較，中國的新聞自由是有問題的。但中國的媒體目前也可以自主地去報導一些社會、經濟、文化、娛樂、體育議題。像陳永洲這樣的報導，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嗎？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媒體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在某些方面自由度還很高，比如在體育領域，不光可以大量報導，還可以批評體育界的官員，這裡一直比較放開。但在報導高級官員的一些腐敗問題上，甚至在一些中級官員那裡，會受到限制和阻力。這也是事實。所以不能說中國的媒體絕對沒有自由，假如絕對沒有自由，也不會出現現在的南方系以及市場化媒體。所以不能因為我們的自由度不夠，就不要自律了。此外，中國媒體的腐敗已經非常嚴重，在這種狀況下把缺少自主獨立性作為理由，很難說服同行以及社會公眾。

德國之聲：胡舒立在她的文章中談及中國新聞工作者身受雙重壓力。第一重壓力是從傳統媒體到網路的轉型壓力。但她沒有詳細闡明第二重壓力。您認為它會是什麼呢？

展江：第二重壓力很顯然就是官方的管制。它由來已久，也是事實上存在的。即便微博最近受到打擊和控制，但它的自由度以及外國媒體的自由度，都遠遠高過中國傳統媒體。

德國之聲：改革後的30多年間，中國新聞界是否也經歷過輝煌的年月？是什麼時候？

展江：曾經有過。比如2003、2004年，那是一段新聞界英姿勃發的年月。跟現在完全不一樣。當時官方非常支持媒體作輿論監督，即媒體對官員、公司、腐敗現象作監督，當時做的非常好。我曾說過，10年前的記者節曾是多麼輝煌！當年CCTV在記者節的專門節目裡很隆重地推出了8名"風雲記者"，其中的7名是調查記者。

德國之聲：如果我們展望未來，中國的新聞將向何處去？

展江：這個問題很複雜。目前，內外的信任危機都很嚴重。南京大學的周海燕教授撰文指出媒體"尋污"，即媒體揭露的對象肯定是有問題的，但媒體本身也是有問題的，有點在爛泥堆裡打架的味道。這是目前的一個現實：媒體自身普遍腐敗，腐敗的記者和媒體再去揭露別人的腐敗。這就陷入了一個奇怪的怪圈。但這同時也是一個機會，即讓全社會知道媒體的重要性。我認為，媒體在中國的重要性超過德國和歐洲，在中國，沒有議會和其他有效的監督機制，監督權力和腐敗真的只能靠媒體，雖然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媒體同時又是這麼爛，怎麼辦？是否需要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我認為，在目前媒體災難的境地中，也孕育著契機，即讓這個行業重新審視自己，達成一些共識。目前缺少共識。對胡舒立文章提出的批評，就說明了目前缺少共識，或者說共識還很不夠。

採訪記者：李魚

責編：洪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