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前德國駐華大使賽茨的樂觀看法截然相反的是以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為代表的悲觀理論。章家敦在「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中預測，由於無法承受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衝擊，中國最遲將於2006年崩潰。那麼，中國究竟存在哪些問題，面臨哪些挑戰，中國的未來將走向何方呢？

今年春夏之交，非典的爆發為西方的中國熱潑上了一盆冷水。「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的作者章家敦的理論似乎又得到了佐證。但隨著非典在中國得到迅速控制，世界衞生組織將中國從非典疫區除名，所有在華商業活動馬上又恢復了正常。無論北京政府，還是經濟專家都樂觀地表示，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不會低於7％。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教授甚至認為，中國7－8％的經濟增長率將維持三、四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是存在的。中國有8億勞動力，現在還有4億在農村，等待著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等待就業。這便意味著，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勞動力成本將是很低的，而且競爭激烈。同時隨著就業的增長，收入的增加，市場會不斷擴大。幾億人進城將推動城市化的發展，創造大量的需求。這種市場潛力是非常巨大的。按照目前7－8％的經濟增長率，要使這4億人得到充分就業，使這一市場開發出來，理論上至少需要三、四十年的時間。」

理論上這4億農村人口是潛在的勞動力和市場，但事實上三農問題則是中國入世之後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世貿部長會議在墨西哥坎昆宣告失敗，發達國家不肯象發展中國家要求的那樣放棄對農業的補貼，這就使得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那麼，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的農民來說，這意味著什麼呢？

樊綱：「三農問題的關鍵在於把農民變成非農民。中國無法再靠農業增長收入。加入世貿組織以後，農業就更不是增長收入的源泉了。使多數農民不再當農民，而轉成工業、服務業勞動力，這才能真正根本解決問題。這樣就需要進行城市化建設，這將是非常艱巨、持久和巨大的社會工程，恐怕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

德國外交政策學會研究所所長、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耐德教授指出了與這一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相伴而來的許多社會問題和潛在危險：「簡而言之，中國落後的西部和迅速發展的東部沿海地區的差別以及貧富差別越來越大；還有國有企業倒閉或營運不善、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之後競爭越加激烈，造成大批失業人口。所有這一切都是導致中國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儘管目前這些問題還在控制之下，但卻有隨時引發危機的潛在危險。無論是來自外部還是內部的震撼，都會使這一危險局勢惡化，這是最大的問題。」

失業急劇增加，人口迅速老化，國有企業處境艱難，社會保障夠健全，尤其是中國的金融系統壞賬如山，政府的預算赤字不斷增加等均是章家敦書中所羅列的導致中國即將崩潰的因素。

對此，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經濟教授的樊綱認為：「很多國外專家沒有看到的問題是，中國財政債務佔GDP比重是很低的。歐盟國家加入歐元區的標準是60％。中國公共債務才佔GDP的17％，在世界上恐怕是最低的。把這筆債務和銀行壞帳、外債等加起來，還沒有達到60％，還符合歐元標準。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銀行有那麼多壞帳，但總的來講，中國的金融風險還沒有達到爆發金融危機的地步。另外，還要看到中國每年7－8％的增長，財政收入每年百分之十幾和二十的增長，外資進入，外匯平衡等。這並不是說中國銀行沒有問題。但改革銀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還需要同時改革國有企業和政府，反腐敗等，這樣銀行體系才會逐漸健全起來。」

除金融體制改革外，樊綱教授認為政府改革是當務之急，包括怎麼使政府體制，包括政治體制更適合於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怎麼能夠減少各種審批環節，減少投資者的政府成本，進一步改善中國的投資環境，不僅使國際投資越來越多，也使國內民營資本能夠迅速成長。

那麼，這裡談到的政治改革究竟指的是管理體系的改革，還是中國政治體制從性質上的根本改變呢？樊教授說：「西方一說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大民主，就是進行直接選舉。但政治體制改革包含的內容太多了。比如，中央地方關係。中央集權體制在中國維持了兩千多年，現在搞了分權制的市場經濟，這裡面的改革，從中央、地方到各級政府之間的關係等非常複雜。中國即使搞民主，也要適合中國的國情。中國的體制現在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現在的決策程序已經非常分散化了，一個決策都要經過各種的程序來制衡，各種利益集團都有各自的聲音和渠道。」

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如此眾多的問題給中國政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同時為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教授的桑德－施耐德認為，中國現在的領導人是靈活應變而且務實的新一代領導人。想在中國最終實現民主和法制，最有效的辦法則是從具有實際意義的項目做起。比如，德中法制國家對話就是一個積極的例子。

桑德－施耐德還說：「我認為德中法制國家對話是從外部推動中國法制國家建設，真正使法律得到應用的唯一有效途徑。要求中國遵循以法治國的原則是一方面，如何提高法庭的運作能力，乃至培訓法官則是更為實際的另一方面。也就是說，德中法制國家對話建立在一個非常實際的工作層面上，沒有一般的政治上的限制和敵意。我認為，法制國家對話是從外部向中國改革進程施加影響的一個典型的成功例子。」

除了上述種種中國面臨的挑戰外，台灣問題可謂是北京政府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持久問題。台北政府近來採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在護照上加注「台灣」字樣，廢除「國語推行法」而推出「語言平等法」，以及積極推進全民公決法的通過等，均令北京政府感到台灣在加速獨立的進程。

那麼，台灣問題會成為影響地區安全穩定的一個潛在危險麼？德國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耐德教授認為：「對於中國和台灣的共同夥伴美國來說，避免海峽兩岸關係惡化，符合其自身利益。從中國方面來講，應推行的是拖延時間的戰略。台灣在大陸的大規模投資使雙方在經濟領域越來越相互依賴。對中國來說，最明智的做法是等待，靜觀形勢如何發展。我認為，穩定和繁榮的大環境對海峽兩岸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並不大。」

至於中國的未來是象賽茨所預言的那樣，將成為21世紀的超級大國，還是象章家敦所說的那樣，中國再過幾年就會崩潰。桑德－施耐德教授認為：

「不能排除賽茨先生的預測可能是正確的。今天的情況是這樣，如果有人想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又斟酌又分析，那麼這本書一定不會暢銷。但是如果作者標榜，中國將成為超級大國，或者象章家敦那樣認為，中國不久將崩潰，那麼書就一定賣得好。這種黑白分明的論斷是非常暢銷的。

「賽茨先生犯的錯誤是，他從中國的現狀出發，沒有加以分析便推斷出50年後的情況。果真如此，那麼中國將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以這樣的方式直線發展的例子。因此，我們可以說，賽茨先生描繪的那幅圖景是不會出現的。不過，另一方面，顯然中國會象現在這樣，繼續在世界政治上發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