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姚艾琳（Erin Yao，音譯）想去學街舞和旅遊，這些事情是她在中國疫情清零期間想做也做不到的。

然而，她並沒有像許多經濟學家所預期的那樣，在中國取消清零限制措施後立即去追求這些目標，反而比在疫情期間更加節儉。疫情期間，她感覺自己不得不囤積一些基本日用品。

姚艾琳說，"我會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積蓄來應對突發疾病。如果我失業了，在找到新工作之前，我是否有足夠的錢維持生計？"

姚艾琳不願意花錢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模式造成的結果。許多人認為這種模式過於依賴對房地產、基礎設施和工業的投資，而沒有充分賦予消費者支配更多收入和支出的能力。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增長乏力給經濟再平衡帶來了焦慮。但是，將發展經濟的動力轉移到刺激家庭開銷，這將在短期內帶來更大的痛苦。

具體而言，提高家庭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意味著其他部門的份額下降，要麼是企業--尤其是中國龐大的工業，要麼是政府部門。

Fathom Consulting的中國經濟學家奧茨（Juan Orts）說："它們的下降將使經濟衰退不可避免。" "我們認為這是中國當局不願付出的代價。"奧茨說，他認為中國正在走向"日本化"。所謂"日本化"是指1990年代開始日本經歷了經濟停滯的"失落的幾十年"。

社會安全網薄弱，誰敢消費？

從理論上講，如果姚艾琳能找到一份月薪超過8,000元人民幣（約1,097美元）的工作，她就可能消費更多。據就業網站Glassdoor的數據，這還不到美國圖書編輯收入的五分之一。

但中國就業市場疲軟，青年失業率超過21%，創歷史新高。佔城市新增就業崗位80%的私營部門，仍未從當局對科技和其它行業的監管打擊中緩過勁來。

中國當局雖承諾增加信貸，但企業最終還是受制於脆弱的國內需求。

想讓姚艾琳這樣的年輕人消費的另一個辦法是解決他們的不安全感。許多經濟學家呼籲中國政府加強社會安全網，重新平衡經濟發展。

在姚艾琳居住的北京，如果買了失業保險，累計繳費3至24個月，失業救濟金每月最高可達2233元人民幣，還不足以支付姚艾琳12平方米房間的租金。她的父母住在中國農村，很快就會到退休年齡，之後每人每年可領取最多1500元的微薄養老金。姚艾琳每月要花300元給父親買藥，相當於上一堂舞蹈課的費用。

"如果公共醫療保險能覆蓋老年人更多的開支，我會更有安全感。"姚艾琳說。

她還說，經濟上的不確定性也讓她對生育望而卻步。中國的人口正在老齡化和萎縮，尤其是20-40歲年齡段的人口，而這個年齡段的人通常會達到一生中的消費高峰。

刺激消費，誰來支付成本？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政府各部門響應中共領導層重要會議的號召，宣佈了數十項促進消費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汽車和家電補貼、延長餐館營業時間以及促進旅遊和娛樂活動。

然而，姚艾琳沒有被說服，她更希望發放消費券。中國一些地方政府已發放了消費券，但金額太小，在宏觀層面上並沒有成效。

企業同樣對這些措施不感興趣。中國歐盟商會主席彥辭（Jens Eskelund）說："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真正促進需求的措施。"他補充說，"這比支持供給方更為重要。"

45歲的王季柳（Wang Jiliu，音譯）在海南島經營一家餐飲企業，她說營業利潤正在下降，部分原因是疫情發生後人們的收入沒有多大改善。這反過來又影響了她自己的消費習慣。

"我也是這麼想的，我也會控制自己的購物慾望。"王季柳說，"以前，我們經常出去吃飯和旅遊，現在已經很少這樣做了。"

經濟學家提出的需求方措施包括：提供更好、更廣泛的公共服務，提高社會福利，給予工人更多的合法議價權，或將國有企業的股票分給國民。

但誰來買單呢？企業的更多負擔--例如提高福利--是對就業和經濟增長的另一個打擊。剩下的就是正在應對公共債務危機的政府部門了。

地方政府雖然資金匱乏，但資產豐富。2021年，非金融國有企業的淨資產達到76.6兆元。卡內基中國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佩蒂斯（Michael Pettis）估計，如果中國當局迫使地方政府將GDP的1-1.5%轉移到家庭，中國就能保持目前的增長速度。

"地方政府、企業和金融精英的財富和權力往往取決於對這些資產的控制。"他說，"中國當局與地方政府之間可能會就如何分配各種調整成本發生衝突。這將成為未來兩年最具爭議的政治難題之一。"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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