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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什麼越發展,官員心態越脆弱?

2011年3月30日

每年例行的"兩會"結束後,中國政治生活進入了一段相對比較平靜的時期。這本是每年的慣例,然而今年的情況卻有所不同,那就是來自北京的對各種事務的反應都異常敏感、脆弱。

每逢「兩會」,北京街頭總是戒備森嚴圖片來源: AP

如果比較過往幾年"兩會"結束後的情況,人們可以發現,今年的敏感和脆弱似乎更是體制性的,折射了中國不但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發展中遇到了嚴重瓶頸,而且在應對方式和心態上也更為無當。顯然,後者更為嚴重,反映的問題也更大。

社會不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今年"兩會"期間,北京街頭戒備森嚴,如臨大敵。有的北京市民不禁發出疑問:"你們到底在怕什麼?"瞭解情況的人都知道,那是因為不久前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之風剛剛刮到中國,雖然參加者寥寥無幾,但還是引起北京的高度緊張。

然而,北京之所以對"茉莉花革命"如此敏感,其更主要的背景則是,中國在過去若干年迅速發展的同時,積累了太多的社會矛盾,以至於這些矛盾正在以民眾反抗的形式表現出來。中共前領導人毛澤東所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似乎正在今天的中國以另一種形式得以應驗。

本來因經濟和社會分配領域不公引起的"星星之火",之所以可能在今天的中國引起"燎原大火",其主要因素當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只要逐步穩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那麼不但分配領域的不公現象,尤其是貫穿其中的官商勾結和腐敗現象就可以逐步得到有效清除,而且中國民眾的不滿也可逐步得到舒緩和化解。

這麼一個淺顯的道理,在今天的中國卻成了一個天大的難題。於是,所有的解決問題的方案都必須繞開政治體制改革,亦即在不對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的情況下進行。於是,就有了剛性維穩,也有了對媒體的日益嚴密的控制;於是,也就有了重慶的"唱紅打黑"模式,同時也就有了對"茉莉花革命"的超乎尋常的恐慌和防範。

繞開政改:"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但明眼人都知道,所有這些繞開政治體制改革的解決方案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根本不能解決問題的根本。而北京之所以更傾心於這一"治標不治本"的方案,顯然是因為腐敗和特殊利益集團問題早已深入到這個體制的最深處,以至於在今天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可謂"牽一發動全身",誰都不敢貿然有所動作。

於是,一個難以解開的死循環就產生了,亦即中國民間所說的"不改革則亡國,改革則亡黨"。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北京高層近年出現明顯的"左轉"傾向。

回首過去將近十年的歷史可以發現,這段時間是中國迄今發展最快的一段時間,但同時也是中國各種問題叢生的一段時間。2002年,廣州一個"孫志剛案件"成為媒體集中的焦點;但今天這樣的案件已經小巫見大巫了。從甕安事件到錢雲會案件,從工人維權、罷工到市民"散步",各種社會矛盾和公民的反抗此起彼伏。面對這一趨勢,積極的做法是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各種矛盾迎刃而解;但北京高層處於利益和其他考慮,更願採取"守勢",或更願採用革命時代的方法,來解決今天市場經濟下的矛盾和衝突。

"左轉"與高度脆弱的背後

有北京的學者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天北京高層的"左轉",不是真的"左轉",而純粹是策略之舉,為的是平安度過"十八大"前的最後一年多;也有的北京學者指出,照這樣的情況發展下去,"高速發展,矛盾積累,突然崩潰"將是"中國模式"不可避免的邏輯。

不管這一邏輯是否屬實,人們在實際中感受到的是,北京對媒體的掌控正越來越嚴密。不但如此,北京對媒體的解讀已到了杯弓蛇影的程度,經常從字裡行間或語氣、表情中尋找反面的意思。有北京媒體人士表示,這種杯弓蛇影的做法,顯然反映了北京官員的高度脆弱。

然而,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是:過去十年,為什麼中國越是發展,官員的心態反而越來越脆弱了?三十年前談論反思"文革"很正常,今天卻諱莫如深;十年前批評"孫志剛事件"也很正常,但今天談論樂清事件都成了禁忌。其間的原因十分值得玩味。

作者:李崇光 香港的中國問題分析員

責編: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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