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苗子，你好，法蘭克福書展舉辦的第一天進行了一場討論會，關於中國文學是否能夠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引擎，你能介紹一下這次討論會的主要內容麼？

苗子：這場討論會大概進行了半個小時的時間。主持人是德國之聲中文部的編輯達揚。討論的最開始，達揚提出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詩人或文學是否可以代表社會良心。

美國和台灣的詩人貝嶺表示，詩人並不需要天然地承擔社會良心。但一方面，詩人也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者，而且詩人具有獨特的敏感性，因此對社會的動蕩和社會的歷史事件有非常快的反應。而且如果在文學的角度來看，詩歌的創作會比小說等等反應更快。另一方面，詩人和詩人的創作又具有非常強烈的個人化色彩。

我們知道在書展之前的法蘭克福討論會發生過的一次風波，會上中國的一位高級官員曾經提出質疑，貝嶺和當時的另一位異議作家戴晴是否能夠代表中國大多數人的意見。貝嶺就明確地表示他只是發出他自己的聲音、個人的聲音，並不認為自己就一定要代表中國大部分人的意見。

主持人還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知道今年中國是法蘭克福書展的主賓國，而且中國今年派出了龐大的代表團，人數大概有千人以上，而且其中很多是作家和出版社的代表。這麼龐大的代表團是否就能說明中國的文學是處於一個非常繁榮的狀況？

異議作家戴晴就表示，人多不一定就能反映繁榮，因為我們要看這些人是什麼人，他們寫的是什麼作品，他們是否生活在民間，是否能夠代表民眾的聲音，而且他們是否有過被當局監禁的經歷。戴晴同時回顧了中國最近這二三十年文學發展中比較重要的一些地方。比如說，在80年代初的時候，有一些最基本的人性的聲音在發出。人們首次可以談及愛情、親情，以前這種關於感情的東西都是很少被提及的。

另外，到80年代後期，報告文學盛行。但是在六四之後，按照戴晴的話說，報告文學是全軍覆沒，她大概介紹了一下這樣的發展歷程。戴晴還表示，我們知道現在不管是商業化還是其他的原因，比如說像《上海寶貝》等等這樣的文學似乎繁盛過一段。但是她認為，這種繁盛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人們還是在等待真正發自內心深處的、震撼靈魂的文字的出現。但是戴晴還指出了很重要的一點，她認為許多歷史事實現在仍然沒有被公開。如果我們要根據這些歷史事實來有一些文學作品的話，我們就必須要等待這些歷史事實的公佈，然後我們才能期待有真正這樣震撼人的文學的出現。

主持人：那麼可不可以理解為，這場討論會圍繞中國文學是否能夠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引擎。答案是"是"，但是中國文學現在是還沒有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引擎，人們正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苗子：一方面可以這麼說，尤其在中國社會當代的情況下，比如說，我們知道有商業化的趨勢，還有當局的一些管制措施。參加討論的代表也都表示，一方面作為一個作家，面對的是高官厚祿，假如你按照當局的路線來寫作。另一方面，如果你寫一些批評性的文字，可能會受到打壓。這樣的話，作家本身如果真的想寫一些這種文字也會面臨非常大的壓力。但是戴晴表示，並不是說中國就沒有真正震撼靈魂的文學作品，儘管存在各種各樣非常嚴酷的條件。她說，這些作品並不是沒有出世，而是在抽屜裡，在電腦裡，在人們的心裡。也就是說，很多人可能已經在創造這樣的作品，只不過他們一時沒有發表出來，並不能說在現在的中國社會就沒有真正的這樣能夠具有推動社會變革的、能夠震撼人的內心和靈魂的作品出現。

主持人：中國希望通過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的地位宣揚中國的文化，達到宣揚中國軟實力的目的。這次討論會的參加者對此有什麼看法呢？

苗子：生活在德國的自由作家和記者史明就表示，儘管中國期望通過書展達到宣傳中國的文化、增強中國的軟實力這樣的目的，但是實際上達到的效果可能與這種期待恰恰相反。因為從中國作為主賓國這次展示的文學來看，就可以看到，其實展出的許多作品，包括小說都非常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歷史小說。在報告文學方面，比如說，我們大家都比較瞭解陳桂棣寫的《中國農民調查》，這樣的書並不是中國官方推出的作品。相反，比如說中國代表團的一位成員王兆山，德國媒體也有報導，他在汶川地震之後他曾經寫過一首詩《江城子》。但是其中寫道"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等等，可能大家也比較瞭解。像這樣的詩作在中國當時就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引起了公眾輿論的嘩然。在德國媒體和西方媒體很難想像，這樣的代表，或者說他曾經寫過的這種詩作，能夠起到宣傳中國軟實力和中國文化積極的作用。

記者：樂然

責編：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