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訊息日益增長的要求也影響到城市新聞界景觀。雖然媒體仍然歸國家所有，但經濟上卻面臨越來越激烈的競爭。報紙作為宣傳工具得到黨和國家金庫資助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媒體必須靠自己經營獲取贏利。除了經濟上的壓力，大城市集合區的人們對訊息要求也不斷增長，象網路这樣非常規性訊息源泉的出現，更促進了人們的訊息要求。一些報紙為了應對新的時代，採用了富有進攻性的新聞寫作方式。在一切與國家新聞檢查不發生衝突的領域中，中國的新聞報導與西歐的報章已沒有很大的差別。對當局解禁、可以進行審視評論的題目，媒體的看法豐富多彩，例如最近的勞工安全、貧富兩極分化和失業就屬於這個範圍。」

但是，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仍然如履薄冰，文章接著引用世界新聞自由2002年度報告寫道：

「報導國家幹部和私人腐敗事件的記者，越來越有危險。對准共產黨權力壟斷或影響力大的黨魁的報導一如既往遭到嚴格禁止。由於沒有全面透明的新聞法，形勢就更為困難了。中共宣傳部定期發表報導敏感政治話題的準則，災難和事故當然也在其中。

從人民日報不久前發表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出，黨和政府領導人對待媒體採用了一種新的方式，要求媒體反映普通人的意見，要『接近真實、接近群眾、接近現實生活』。」

文章最後就中國在「非典」事件中的災難性訊息政策指出，來自三個方向的壓力將促使中國開放新聞自由：

「首先，教育水準的提高以及城市人民的市民化越來越需要符合現代化工業社會要求的媒體。人民需要可靠的訊息，不需要宣傳，需要不同的看法以及對當局保持一種在健康程度之內的距離，不需要無聊的一鍋粥。如果現有媒體不能提供這一切，那麼人民、尤其年輕人就會轉向新的訊息技術。第二，經濟改革解放的市場力量要求可靠的訊息，中國的經濟新聞界已經取得了可觀的進步，但中國經濟日益增長的完整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缺乏透明度成了經濟發展的直接障礙。第三，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在媒體市場上也將留下明顯的痕跡。

無論『非典』給中國的經濟和形象會造成多大的損害，但是如果中國的新領導人能在新聞政策上走出舊框框，那麼這場危機就從壞事變成了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