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開始談的是十八世紀末英王喬治三世派遣特使前往中國，請求通商，遭到大清乾隆皇帝嚴詞拒絕：「泱泱中華，無需夷物」。在人類文明史上，古老的中國確實有很長一段時期擁有世界上最強大、最富有的國民經濟，但到乾隆時期，只剩下了暗淡的余輝。英王特使謁見大清皇帝後四十年，英國炮艦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從此中國開始了遭受西方列強侮辱、割地和剝削長達一百多年的歷史。文章接著寫道：

「當年的創傷至今還沒有癒合，不少人甚至說，對共產黨的政治來說，回憶這段歷史是有利的。如果我們看到，中國準備重新確立自己的地位，那麼我們必須從歷史上去尋找做出這種努力的根源。統治者向人民許諾，他們將清除歷史恥辱、重建失去的輝煌，以此期望使其喪失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統治重新合法化。

他們爭取到2008年的奧運會在北京舉行，2002年，中國國家足球隊第一次跌跌爬爬地進入了世界錦標賽，中國也爭得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地位。這些都是北京許多偉大夢想中邁出的小步伐：中國首先要成為亞洲地區強國，直到某一天，能最終與美國對抗。」

文章說，從理論上說來，在國際權力之爭中，中國由於擁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所以其意義早已超出了大多數其它國家。但實際上，在執行經濟開放政策的過去二十多年中，中國的外交大多是被動的。直到幾年前，中國才開始進行積極干預。北京靠攏華盛頓的外交政策除了現實主義考慮以外，也有以下的原因：

「經濟增長先於一切。中國需要美國，需要擁有最大銷售市場和提供最重要高科技產品的美國，才能強大起來。所以，當美國一夜之間使中國覺醒的外交化為烏有的時候，北京沒有公開發出不滿之聲就接受了。例如在中亞，北京希望通過『上海合作組織』快速提升自己在該地區的影響，現在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隨著阿富汗戰爭，美國軍隊駐進了中國後院。

北京對美國的克制態度令人吃驚，採取這一態度的原因是，中國認識到自己的弱勢地位。即使再過許多年，中國也不會成為一個能夠顯示強權的大國，一切有關中國是一個『正在走來的超級大國』的說法，無論是贊賞，還是畏懼，就像觀看一個水晶球一樣，都沒有說服力。中國經濟最近幾年的增長率迷住了一些觀察家的眼睛，使他們看不見一些清醒的事實。以軍事為例，對外關係委員會最近指出，即使中國真正的軍事開支為正式公佈的二百億歐元軍事預算的三倍，中國仍然至少落後於美國二十年。」

至於中國的經濟，南德意志報的文章引用特利爾政治學家海爾曼的話說，中國的巨大市場只是一個潛在市場，它可能實現，也可能實現不了。至於提到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時，許多人往往忘記了中國的改革政策是從文化革命的廢墟中起步的。文章寫道：

「以絕對數字相比較，今天13億人口的中國所創造的經濟成果仍然排在義大利之後，其貨物和服務業的總產量價值僅及日本的四分之一。幾年前，有人曾預言日本將統治世界，而今天把日本稱為『亞洲病夫』的同樣是這些專家。

在發生『非典』瘟疫時，北京應對危機的災難性方式顯示了中國體制中心的脆弱。以壓制訊息、逃避現實和否定問題的方式，不能使通往大國的道路成為坦途。『非典』使人想起了這個簡單的真理。創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一書的作者海爾曼說：『潛在的危機很多』。海爾曼認為，在諸如農民貧困化、腐敗及類似黑幫的幹部參與經濟等問題中，中國的金融處於災難性狀態，他預言，這個問題總有一天要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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