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非洲政策究竟出現了怎樣的調整，中西方對此的觀念差異何在？非洲人有如何看待這樣的問題呢？記者石濤針對這些問題請教了來自中國和非洲的專家學者。

提及中國針對非洲的援助政策，很多年長一些的中國人都回想起上世紀七十年代著名的"坦贊鐵路"。這條全長1800多公里，連接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鐵路工程歷時6年，耗資接近十億人民幣。對於正在經歷文革動蕩的中國，這樣的援助項目著實是一筆龐大的開銷。

中國社科院歐洲所所長周弘女士認為，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之下，中國對非洲援助有其歷史意義，她說："中國獨立之後立即面對西方封鎖，在這樣的情況下，朋友越多越好，因為我們都知道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什麼滋味，所以應該互相支持。所以早期的互相援助就有一個特點，就是交朋友。通過我們給予人家缺少的東西，來交朋友。"

事實證明，中國當時的"交朋友"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1971年，正是在眾多亞非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之下，中國重返聯合國。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非洲朋友把中國"抬進了聯合國"。八十年代之後，中國逐漸啟動改革開放進程。對非洲的援助政策也開始從單純提供稀缺物資，轉向經濟民生領域的援助。近幾年來，中國的援助項目中又出現了很多教育培訓項目，涉足領域也從單純的經濟議題擴展到社會文化層面。中國社科院專家周弘認為，中國對非洲援助的政策變化有其內在邏輯，實質上是中國自身發展政策變化的邏輯產物。

但是，這種"中國邏輯"或者說"中國模式"在西方卻引起了不同的意見，尤其是中國堅持不干涉受援助國家內政的原則。西方不少意見認為，中國以不干涉內政為藉口，與那些具有極大爭議的政權進行交易，以換取能源和市場，中國在蘇丹和辛巴威的投入就經常被用來作為批評的依據。周弘女士並不認同這樣的批評："中國對什麼地方援助最多？中國從什麼地方獲取資源最多？中國不是在非洲援助最多，而是對亞洲國家援助最多。所以不能簡單的把獲取利益和援助等同起來，事實上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第二，非洲國家要發展就要開發資源，自然會比較哪些國家的專家，哪些國家的發展模式更適合自己，結果是他們選擇了中國。"

在很多非洲國家看來，來自歐洲的發展援助往往附加許多政治經濟條件，相比之下，中國的發展援助自然具有吸引力。作為非洲大陸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南非與中國有很多的經貿往來，同時也接受來自中國的發展援助。南非外交部政策研究專家卡卡扎先生表示，他並不同意西方對於中國對非援助的指責，他說："我不能同意那樣的觀點。原因正在於，中國從未像那些前殖民國家那樣奴役過非洲。當中國人來到非洲的時候，是和我們進行平等交流。即使他們是為了開采能源而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會問要付多少錢，這些都是正常的商業交易。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參與非洲經濟發展是很受歡迎的。"

絕大多數非洲國家都曾經經歷了漫長的殖民地歷史，因此對於主權問題異常敏感，在這方面，非洲與中國產生共鳴。南非外交政策專家卡卡扎先生認為，從這個角度看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國的不干涉內政政策會在非洲獲得成功，這是因為"儘管中國是為了商業利益而來，但他們確認不干涉當地國家的內政外交，尊重國際法意義上的主權。獨立的非洲國家希望保持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尊嚴，而中國能夠做到這一點。"

2006年的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在北京召開，幾乎非洲所有國家的首腦人物全部與會，這無疑是中國非洲政策成功的一個標誌。儘管如此，中國在非洲也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比如中國商品和勞工的輸入給當地工業和市場所造成的衝擊，南非的紡織品市場就曾經面對這樣的問題。中國製造的廉價成衣大量湧入南非，給當地的相關產業造成巨大壓力，據稱有十萬人因此失業，這引起了工會等各方的強烈不滿。但卡卡扎先生表示："我們於是和中國政府進行協商，中國同意在一年之內不向南非出口紡織品。以確保那些受到消極影響的本地工業能夠得到恢復。這個例子再次證明中國政府是開明的，他們會發現問題，並且願意解決問題。"

自從中國在非洲大展身手之後，歐盟、日本和印度也紛紛加入。其中，最近也召開了非洲峰會的印度尤為引人注目，有評論認為，國家發展程度類似的中印兩國將在非洲展開一番激烈角逐，但卡卡扎先生分析認為，印度與非洲大陸的關係由來已久，而在目前的全球化背景之下，印非關係自然也會面臨轉型和深化，但印度在非洲的投入與中國並無明顯衝突，進一步而言，中國與印度的競爭能對各方都產生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