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在促成梅克爾會見達賴這件事上起了多大的作用？

科赫：我協助達賴喇嘛的代表與梅克爾總理的代表取得了聯繫。我也同梅克爾總理討論過這件事。梅克爾女士還是反對黨領導人的時候就曾接見過達賴喇嘛。我很高興看到，她成為總理後依然延續自己的信條，沒有改變原有的立場。梅克爾女士與達賴喇嘛是老相識，這次他們將再次會面，僅此而已。

您與達賴喇嘛是多年的朋友。您認為他首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宗教領袖，還是西藏自由的象徵？

對我來說，達賴喇嘛的意義首先並不是宗教領袖，我和他交往這麼長時間，並沒有試圖互相傳教。我是天主教徒，他是佛教徒，我想我們會繼續這樣作朋友。達賴喇嘛對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他代表的西藏民族，決心在他帶領下用和平的方式為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而鬥爭。

世界上有許多民族解放運動，有無數流血暴力和死亡。而我們不能因為西藏選擇了非暴力，就忽略他們的聲音。我們有義務表明立場，這並不意味著與中國為敵。因為達賴喇嘛並不像50年代那樣要求恢復西藏的獨立主權。他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說，我希望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宗教和民族自決能得到落實。但事實並非如此。人們需要為此鬥爭，作為西方我們應該傳達一個訊號，即自由世界在關注西藏，這對中國也是公平的。

您一再要求在西藏問題上同中國政府打開窗戶說亮話。西方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坦率呢？

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大家是知道的。我曾有機會受到中國政府的邀請到西藏訪問。這說明，這樣的對話是可能的。儘管中國政府希望最好不要談及這個話題，但現在至少作出了務實的回應，因為他們認識到某些問題是無法迴避的。這些問題西方提得越少，中國政治領導層中傳統的部分就越滿意。而提得越多，中國領導層就越能意識到有必要尋找解決途徑，使雙方的利益都得到尊重，一方面是中國的主權，一方面是西藏的文化和傳統。

今年夏天您到過西藏，並同中國官員會談。當時是否有機會和藏人交談，還是說，他們都是事先挑選出來的。

這樣的事情上不能抱有幻想。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中央政府集權管理的，民眾很大程度上受到監控。前聯邦議會副主席弗爾莫女士曾對我說，到西藏去，看比聽重要，要通過觀察做出判斷。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但積極的討論和對話仍然很重要，這對中國體制內部希望對話合作的人是一種支持。我們最終有兩個目標，一是同中國發展良好的經濟關係，另一方面我們對人權和民族自決權利的認同不能因此被抹煞。在這個矛盾中找到平衡不是不可能的，當然這很困難，對中國方面也是如此，但我們不能放棄。

有人說，為了不使經濟關係受影響，在西藏問題上態度不能過於激烈。您對這樣的說法怎麼看？

我的經驗是，中國人對面子的顧及也包含了這樣一個方面，他們尊重那些不為一時的表面利益而掩蓋自己真實想法的人，那些開誠布公的人。布希總統經常接見達賴喇嘛，但中國和美國照樣做生意，只要這對自己有利，跟德國也一樣。在對我們有利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同中國人做生意。但不應該對我們這個社會的基本價值遮遮掩掩，這對雙方都更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