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在3月兩會期間高呼政改，發出了存在出現第二次文革的危險的警告。7月23日，胡錦濤在中央黨校高幹研討班上的講話中，罕見地提到政治體制改革。6月在兩院院士會上，胡錦濤提出「學術民主」，溫家寶進了一步，高喊「學術自由」。人們以為言論自由的大門也許會開上一點小縫。但是，最新的事件使人們大失所望：張木生、王小強辦的受到多方面歡迎的中間偏左的學術性內部資料《香港傳真》被查抄、被封殺、被約談，文化執法部門的粗暴行為使胡溫動聽的好話變成空洞的大話，言行不一的假話，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決定實際上成為文化大封殺、大查抄。人們聽其言，更重視觀其行，維穩、宣傳部門的粗暴行為，打擊了或者戳穿了胡溫政改和自由、民主的諾言。

4月28日北京市文化執法總隊查抄《香港傳真》

4月28日下午，北京市文化執法總隊5人，出示「非法出版物嫌疑」的搜查證，從國家稅務總局的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辦公室抄走所存的《香港傳真》資料，包括存檔的和尚未付印的校對稿。並且要求楊瑩、王小強到總部110辦公室接受約談。

王小強回答友人詢問，說明了最後處理結果：「大抄之後，拖了兩個月，6月29日，已經按『郵寄未經審批的出版物』，罰款中國稅務雜誌社4萬元。」既然最後不再提「非法出版物」，為什麼動用執法隊，白紙黑字以「非法出版物嫌疑調查」名義徹底查抄？

看來，和諧社會口頭大喊政改的同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空間越來越縮小，中間偏左的內部資料《香港傳真》也失去了內部參閱的生存權。這是又一個挑明政治動向的重要標誌。善良人們幻想政改，夢想「平反六四」，看來是異想天開，做夢娶媳婦了。

不屬於出版物，憑什麼判死刑？

王小強回憶，為了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衝擊香港和索羅斯圍攻港幣，粵海金融控股研部的王小強在康典領導下，撰寫了《外資狙擊聯匯魚肉股市》、《銀行擠提：一個危險的訊號》、《港人信心一降再降》、《香港到了危急關頭》等分析報告，送港澳辦、國家體改委、中央政研室、財政部、證監會、廣東省政府等單位。體改委負責人說，分析報告非常有用，最好起個名字，以便秘書及時收報。因此，出現了《香港傳真》名稱的內部資料。從復印改為小批量印刷（600份），內容從香港、東南亞擴展到中國經濟、政治領域。1999年王小強調國家稅務總局中國稅務雜誌社，局長親自過問，成立綜合研究組，先後與上海金融控股研究部、中信泰富政治經濟研究部、香港桑尼公司合辦《香港傳真》。

《香港傳真》不收費，不征訂、不定期，作為內部資料發送有關友人、研究人員，同各機關、院校內部發送的參考資料一樣，不屬於出版物。既然不是出版物，更談不上「非法出版物」了。王小強聲明：「國家稅務總局和中國稅務雜誌社幾屆領導，不適合承擔持續關照屬下『非法出版物』十幾年時間的法律責任。北京市文化執法總隊執法千辛萬苦，不存在長達十幾年時間置『非法出版物』於不顧的工作疏忽。王小強願意對上述文字承擔法律責任。」這個聲明，透露出王小強的滿腔悲憤、無奈、無處講理和敢於承擔責任的心情。一份學術性理論性的資料竟然被判死刑，登過劉源、紀坡民、李慎明和辛子陵、鄧英淘、張木生、王小強的論文，也登過我同李偉討論新民主主義的文章的內部資料被消滅了。難道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典型案例！

祝福《香港傳真》到香港大發展

王小強在7月6日的電子郵件中嘆息道：「不是我不明白，是這世界變化快。好在咱們終於活到耳順，什麼都聽得進去了。有人恰恰就是耳不順，電話裡怎麼嚷嚷的清楚？轉告他，封了就封了，省點心，好好養老，別老惦記郵寄稿子，就是了。」我奉勸王、張二君，不要心灰意懶，要振作起來，要向周有光、李銳、胡績偉等百歲民主派老人的頑強的韌性的戰鬥精神學習。

15年的《香港傳真》是一座民間智庫建立的百家爭鳴的豐碑。為中國改革、發展與穩定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深受讀者的歡迎。這樣一份內部資料，不為名利，不要官方資助，僅僅印刷600份的材料都不準存活，這只說明中國政治形勢嚴酷，政改沒有希望。但願封殺《香港傳真》不是胡溫本人的批示，而是一班小鬼在折騰、胡鬧、搗亂。建議木生、小強讓《香港傳真》在香港繼續傳真，或建網站、或編刊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大膽地往前走吧！一定會有支持者和讀者群！至於新的中宣部閻王殿，終究會有一天被正義的怒吼聲轟垮。讓思想沖破牢籠，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的普世價值的光芒必將照亮古老的千年不變的黑暗世界。

作者: 姚監復

責編: 達揚

作者簡介：姚監復，1957年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曾任中國農機研究院工程師，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工作研究室研究員。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協作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