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國家新聞自由比較
2003年5月2日只在寥寥幾個亞洲國家談得上無限制的新聞自由,民主國家的數量同樣很少。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只有在民主社會裡,才會有講話與書寫方面的言論自由,同理,新聞自由是民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亞洲是如此的廣褒,而新聞自由無限制的國家與根本沒有新聞自由的獨裁國家之間的差別也是如此之大。給自由新聞提供正面樣板的是諸如日本、菲律賓、韓國這些國家。台灣一段時間來也能夠以新聞自由為榮了。
中央帝國的情況則比較陰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存在新聞自由,印刷媒體如此,所有電子媒體同樣如此。強力壓制訊息和新聞會帶來多麼大的惡劣影響,已經由過去幾周內對待非典型肺炎事件的做法示範性地充分顯示:對問題的存在長時間內三緘其口。後果是嚴重的:防病抑病成為不可能的事。
現在,由於中國人民失去了對政治領導層的一切信任,劇烈動搖了共產黨的統治,國家和黨作出了一個轉折:放棄原則上壓下所有與此有關訊息的做法,命令公開不久前還不允許的有關訊息。也許這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向全面新聞自由的第一個小步子。
當然,至今在地方的層面上,在窄小的範圍內,已經可以對錯誤展開批評。一個城市裡的腐敗案,個別官員的無能,或者一個省內商品的缺乏,都允許報導了,前提是不至於觸及共產黨的權力地位。所有的書、報刊文章評論、廣播和電視報導都由國家,更準確地說,由黨進行控制。其結果:中國是記者被捕最多的國家。
中國認為,所有媒體要服務於教育人民大眾。但電視節目裡的娛樂節目比例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加著。因為,電視台越來越需要靠自己來賺取自己的資金,因此高度重視廣告收入。一些電視台,尤其在富足的沿海地區,顯然為自己積累了相當多的財富。
在操縱媒體方面,中國領導層完全明白,訊息對國家的經濟建設是多麼重要,而他們的權力地位從長期看也取決於國家的成就。但在另一方面,共產黨的幹部們害怕恰恰是通過這些媒體失去對民眾的控制。這個兩難窘境在中國的網路媒體上表現得十分明顯。
上網作為現代化的一個手段,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動。目前有約6千萬中國網民,這個數字還在增加。但只要在中國網路上出現領導層感覺不舒服的內容,這些網頁就會被封。這一新聞把關在兩年前也觸及了德國之聲中文網。引起這一不快事件的估計是對那些把所謂天安門文件從偷帶到西方並在西方發表的一些人的採訪。
網路在整個亞洲的意義目前還不能估計過高,尤其是就其推廣面而言。據說亞洲只有約3%的人上網。但這些從學歷和出身階層來說,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具有特別影響的。
緬甸的軍事獨裁政權對所有媒體施加著一種特別嚴的控制。但在其它亞洲國家可以觀察到一種國家對媒體的控制逐漸放鬆的跡象。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媒體受到不同的待遇。
電子媒體,尤其是電視,但也包括廣播和網路,在越南、寮國、柬埔寨這些國家受到嚴密的控制。報刊擁有一點兒批評的空間。這種區別對待的原因在於不同媒體作用力的強弱。電視圖像和廣播也能為文盲(亞洲的文盲比例還很高)所接收這一事實,使廣播和電視特別受到監控者的注意。
印度尼西亞在推翻蘇哈托獨裁政權後出現了五彩繽紛的媒體群落,但即使在這個國家,私人廣播台雖然可以播出以娛樂為主的節目,但政府強迫他們的新聞節目採用首都雅加達中央的內容。而這些新聞是受到控制的。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這些「民主國家」,國家的和私人的媒體必須嚴格遵守固定規則。比如,不能對種族和宗教發表負面的言論。這些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想要以此來使那裡眾多的民眾群體保持一種似穩非穩的平衡。
高度美國化的泰國媒體儘管享有一切自由,但任何記者都不可以越過一個禁區:王國的統治者-國王普密蓬和王後詩麗吉的名字是神聖的,即使要提到他們的名字,也必須使用最尊貴的修飾詞。
英國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陸上留下的新聞自由傳統在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留下了痕跡,尤其在印度的報刊中。但巴基斯坦的出版商和編輯不時身遭國家監督之苦。孟加拉的報紙記者們也常有此感。
這個地區的新聞自由之光是有斑點的:所有這三個國家的電視和廣播節目都受到政府的控制。在印度雖然出現了第一批私人廣播電台,但他們的節目是受到節制的。它們不可播出民族和政治方面的內容。巴基斯坦同樣如此。孟加拉情況類似。孟加拉更甚的是:孟加拉的電視台經常受到國家的折磨,政治家對哪些節目內容不滿就會大做文章。
阿富汗百廢待興,在新聞媒體方面出現了兩大政治潮流。一派人要求媒體遵照伊斯蘭法,那意味著將來所有媒體都受到伊斯蘭教規的限制;而另一派人追求完全的新聞自由。西方國家正在致力於使阿富汗走向新聞自由。從2002年8月10日,阿富汗國家電視台ARTV每天晚上播出德國之聲電視台的國際新聞。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伊朗的新聞媒體生存在伊斯蘭法規中,受到嚴密的控制。唯一的例外是網路,許多新聞、訊息在為數眾多的波斯語網站上刊登與交流。德國之聲的波斯語網站也深受重視。德國之聲波斯語廣播內容經常為伊朗波斯語網站引述。
(君特爾.克納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