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地區經濟增長迅速。上世紀90年代，東亞和南亞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數，也就是每天生活費不足1.25美元的人數佔總人口的56%和54%。2010年，這個比例分別降至12%和31%。去年，東亞地區經濟增長平均達到7.1%,南亞為5.2%，這個增速超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與此同時，亞洲又是衝突多發之地，1999年至2008年間，亞洲各國發生的國內地方性反政府衝突事件導致的死亡人數遠超過其它利益衝突、暴恐事件等導致的死亡總數。

帕特裡克‧巴倫（Patrick Barron）是位於泰國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衝突與發展研究地區主管。他分析說，亞洲多數國家政府採取的刺激經濟發展政策也導致了這些國家國內多發抗議事件，因為這些政策也經常包含一些鞏固權力集中、強調民族和文化主導地位等內容。不過，巴倫也認為，亞洲國家還是有可能開創新的權力分配型的政權模式。

德國之聲：所謂的地方性反政府衝突是指什麼？發生在什麼範圍？

帕特裡克‧巴倫：地方性反政府衝突是指發生在執政政府與民間力量之間的暴力衝突，目的多以民間力量要求獲得獨立或者更多自治權為主。與一般講的內戰還不同，因為抗議力量並不以奪取整個國家的政權為目的。這些衝突多發在某個國家比較偏遠的地區，或是居民已少數民族或宗教信徒為主的邊境地區。

比如在中國，伴隨著經濟騰飛的是新疆、西藏等地區時有發生的騷亂事件。泰國最南端多年來的叛亂主力是該國的馬來穆斯林。而這些穆斯林人數只佔泰國總人口6%。

在過去10年內，此類抗議和衝突事件幾乎在所有南亞和東南亞國家都有發生，正在爆發此類造成傷亡嚴重事件的國家有泰國、印度和巴基斯坦。緬甸的情況正在趨於緩和，不過也只是在部分發生地方性反抗衝突事件的地區，而不是緬甸全境。菲律賓的棉蘭老島的穆斯林反叛武裝剛剛與政府達成共識，擬定《邦薩摩洛基本法》以實現全面和平協議。不過這還必將經過一系列艱難的過程。

為什麼亞洲國家多發此類反政府抗議衝突？

許多國家的政府採取的刺激經濟發展政策也導致了這些國家國內多發反政府抗議事件，因為這些政策也經常包含一些鞏固權力集中、強調民族和文化，主要指的是人口佔多數的民族文化的主導地位等內容，其中也包括打開對外市場，吸引投資等措施，而往往沒有保護少數族群的傳統和國家的自然資源。

此類措施往往在刺激經濟發展方面十分見效，但也會激起一些地區民眾的不滿，比如那些沒有從經濟發展中受益的人，或是那些因為保護本族群文化、宗教傳統而被排擠到社會邊緣的人。亞洲一些國家政府已維穩至上，是通過對話等方式尋求解決方案，而是首選出兵鎮壓，就更加激化矛盾。

是什麼主要因素導致亞洲國家地方性抗議衝突的爆發呢？

我們能想到的有直接引發衝突和加劇衝突升級的兩個層面的因素。前者如前所述，包括不滿本族群文化傳統被破壞、或是沒有成為經濟發展的得益者。後者則是導致衝突進一步升級的因素，比如國家的暴力機器在平息衝突時有時會濫用職權，這反過來更加深了抗議者對當政者的仇恨。還有就是有時候軍方或警方也會利用國內爆發衝突事件，藉機向政府要求增加經費。組織抗議的力量也可能會從中得到實惠的經濟利益，比如來自底層民眾的支援，或是其他政治力量的援助。因此，有經濟利益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往往是左右達成和平協議的因素。

此類衝突對當事國有何影響呢？

拿印尼亞齊獨立運動（也稱亞齊戰爭）為例說，這一持續多年的以暴力手段爭取亞齊獨立的運動預計已經耗資107億美元，是2006年印度洋海嘯大災難造成的經濟損失的兩倍還多。在過去10年歷，南亞和東南亞地方性抗議衝突已導致10餘萬人喪生，飽受其餘各種戰爭傷害的民眾的人數要比10萬多得多。

政治影響不如經濟損失這麼容易用數字計算。亞洲國家發生的地方衝突平均持續33年，是全球反政府抗議平均持續時間的2倍。原因之一是反政府力量有時人數和影響都很有限。比如泰國南端的反叛武裝人數只佔全國的3%。印尼亞齊的人口數量不足全國人口的2%。發生在偏遠地區的抗議衝突往往不能引起更多的關注。有時候當事國家的政府認為對於此類抗議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比尋求解決方案更省事。

為什麼有些國家即使轉變為民主國家後，此類抗議還在繼續？

一個國家在向民主制度過渡時發生更多的此類反政府抗議並不罕見，因為此時"游戲規則還不明朗"。而民主制度的引入更讓反政府力量增加了自信也獲得了更多自由，在政府應對抗議不得人心時，民眾索性拿起武器。

不過我們還應該相信，民主制度一旦真正紮根後，還是有利於解決抗議衝突的。第一，抗議力量可以通過政治手段而不是暴力組織運動；第二，民主賦予了更多言論和表達自由，也有選舉自由；最後自由開放的媒體和積極的公民社會也可以監督和減少公權力的濫用。

為什麼這些當事國家不試圖阻止此類反政府抗議的發生？

這些地方性反政府抗議根源是政治問題，也需要政治解決方案。要想改變政府對此類抗議地區的政策需要這些政府的切實意願，而不是外部力量能強求的。

要想解決有些甚至持續了好幾代人的矛盾是沒那麼簡單的。不過，當時國家政府其實可以想像：首先，他們可以通過尋求對話而不是直接動武的方式解決問題。從全世界範圍看，無論是伊拉克還是阿富汗，平息反叛武裝的軍事行動經常會加深國內民眾對政府的不滿。

第二，他們可以尋找把權力分配到地方以求當地和平穩定的方式。許多亞洲國家都把經濟發展和安全穩定當作是中央政府的專屬職權範圍，而很不情願讓地方多些自治。但是印尼的例子證明，在不觸動國家主權完整的框架內，給地方多一些自治和對資源的控制權，是一項很有效的保障地方穩定的手段。事實也證明，印尼的大部分地方性反政府抗議均已結束。

第三，多蒐集一些新的理念，成立新的組織或機構研究分析此類抗議衝突。現存的比較多的專門與反政府抗議議題打交道的機構並不適用亞洲國家，因為這些組織研究分析的案例多來自於撒哈拉以南國家的內戰，與亞洲情況不同。

所以說，研究如何應對中等經濟水準和新興國家的抗議衝突還是很有需求的，而且要對事件的成功與失敗的過程都加以記錄。亞洲國家政府不斷尋求新的解決地方抗議的方式的同時，這些國家的經濟保持增長，這是完全可能的。

採訪記者：Gabriel Dominguez 編譯：謝菲

責編：洪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