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日本、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出現崩潰，勢必會將亞洲推向世界經濟的邊緣：好在此事並沒有發生。因為北京、台北和東京政府拒絕推行國內幣種與美元掛鉤的政策。也因為中國和台灣所實行的資本流通監管機制阻止了投機資本的湧入，還因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強大的國民經濟排除了國外投機資本對亞洲第一經濟強國重要支柱產生不利影響的可能性。

此外，與亞洲四小虎不同的是，中國大陸、台灣和日本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他們可以有效地抵禦貨幣投機。日本的外匯儲備量曾為世界第一，在第一個危機年度，中國的外匯儲備高達1千4百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台灣也大量增加了其外匯儲備。

因此中國大陸、台灣和日本都為預防經濟危機上了雙保險。中國大陸和台灣資本市場的自由化進程尚未結束，兩地政府均拒絕使各自貨幣發生貶值，這些因素均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而絕不是因為大陸與台灣的經濟和金融政策完美無缺。尤其是中國，問題極多的金融領域尤其令人憂心忡忡。不過，中國政府堅決拒絕投機資本湧入的做法被證實是正確之舉。

日本經濟初看起來不堪一擊。上一世紀90年代初，無節制的證券市場的投機導致泡沫經濟悲劇的發生，使該國深陷經濟危機之中，並長達10年之久。然而，鑑於日本的強大，儘管高達5千億美元的經濟景氣計劃不當，但日元仍具有極強的抵抗力。對換率再度由央行確定，並遵循兩個原則：其一是，對換率保持低位，從而促進出口經濟，其二是，一旦美國出於貿易赤字的原因加大壓力，美國發出制裁措施的威脅時，日本才會小心地提高其匯率。

部分小虎國家的經濟崩潰也使中國大陸、台灣和日本受到波及。這些地區和國家對危機地區的出口明顯減少。但在日本國民經濟保持高位停滯的同時，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國內生產總值即便在危機期間也保持了6至8％的增長。

此次危機的贏家顯然是中國大陸，因為北京政府通過向危機地區發放貸款，對受災國家給予支持。尤其是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避免遭受投機浪潮衝擊的做法受到亞洲國家和人民的好評。

英國名校薩塞克斯發展研究院的格裡菲特－瓊斯認為：「中國是一個穩定堡壘。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是否中國能像美國希望的那樣，靈活控制匯率，是否應實現資本帳戶的私有化。在此兩點上，中國一向小心謹慎，使國家從中獲益。由此一來，中國大陸非但沒有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反而起到了穩定作用，幫助其他國家盡早結束金融危機。」

相反，作為工業7國成員國之一的日本卻拒絕成立旨在預防外匯投機的啟動資本額為1千億美元的亞洲貨幣基金－因為它違悖了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利益。批評家們則認為，日本之所以採取這一立場，原因在於，日本不認為自己是亞洲國家，也因此拒絕承擔領頭羊的角色。此外，這是日本向鄰國展示的一個姿態，鑑於二戰中日本推行對外侵略政策，致使這些國家對日本至今懷恨在心。

但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提出的問題如今再度具有時效性，那便是有關中國經濟能否保持穩定的問題。於1995年至1999年曾在中國擔任德國駐華大使的康拉德－賽茨指出：「最大的危險恰恰是人們難以相信中國經濟的硬著陸，也就是說，一旦中國經濟增長率降至6％或5％，那麼對德國經濟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率為25％。一旦德國向中國出口出現負增長，那麼德國將難以想像該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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