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當聯邦德國總理首次訪華時，中國對德國人來說充滿了神秘感，因為有關中國的可靠訊息實在是太少了。1975年，時任德國總理的施密特在北京同毛澤東及周恩來總理舉行會晤。施密特後來回顧訪華印象時表示："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國家：那時，中國擁有八億人口，甚至有可能是九億，因為沒有人知道確切的人口數字。儘管這個國家的文明史長達三千年，比我們悠久得多，但是在工業領域和現代化進程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彌補。"

也許正因為如此，這個鐵幕後的神秘國度很快就成了一個很受德國歡迎的夥伴。八十年代，大眾汽車公司作為第一家外國汽車企業在中國開設大型工廠。當時，大多數西德人都認為，中國推行的經濟改革政策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發出的一種理智訊號。然而，1989年六月發生的事件，卻使人們的期望蕩然無存。對天安門廣場和平示威的血腥鎮壓令整個德國社會和柯爾領導聯邦政府震驚不已："我們同世界各地的所有中國人一樣感到非常痛心，我們也同世界各地中國的朋友們一樣，譴責這種毫不掩飾的、倒行逆施的壓迫行徑。"

同其他所有西方國家一樣，聯邦德國也凍結了同中國的關係。然而，僅僅幾年之後，柯爾總理的對華政策就出現了變化。他主張同中國發展緊密的經貿關係。施羅德繼任總理之後，也延續了這一對華政策。直到梅克爾當選總理之後，中國的人權狀況才引起了更多的關注。梅克爾總理同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會晤，引起了北京的強烈不滿。這一次是中國對德國採取了制裁措施：中國取消了部長級會談，並示威般地將價值數十億的訂單給了其他歐洲國家。但梅克爾對會晤達賴喇嘛的決定從來沒有後悔過：「我一向認為，德國同中國的關係是如此的重要，同達賴喇嘛的會晤並不會影響到這一長期以來我們共同建立起的關係。我們是一種相互依附的關係。德國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如涉及台灣的問題以及一個中國原則等，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而作為朋友，我們必須容許在某個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

同當年德國在六四血案時的震怒一樣，中國的強烈不滿也很快因經濟利益而煙消雲散。去年，正當經濟危機席捲全球之際，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了德國，目的是為渡過危機尋求共同對策。溫家寶說：「我們中國人有句諺語叫做：瑞雪兆豐年。 德國詩人海涅也說過，春天的特色只有在冬天才能認清。我堅信，嚴冬過後，我們會為我們在危機中的團結協作感到自豪。」

但德中之間仍存在著一系列爭論，而且爭論焦點也不在侷限於人權等頗受德國公眾輿論關注的原則性問題。柏林批評中國在氣候保護問題上設置障礙，同時也期望中國能夠在核計劃的爭議中向伊朗和北北韓施加影響。而北京也仍然一如既往對這類來自西方或多或少的"指手畫腳"做出極為敏感的回應。在經濟領域，雙方的矛盾也日趨明顯，產品侵權和經濟間諜行為令越來越多的德國企業叫苦不迭。

作者： Mathias Bölinger / 達揚

責編：洪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