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書展上的研討會

參加討論的人士對中國文學的一個判斷十分明確，那就是中國的文壇新星不願再涉及所謂的理想。生活在圖賓根的中國詩人張棗說，"理想"，這是十分複雜的問題。他認為，中國的新一代作家在創作時是比較自由的，他們沒有歷史的負擔，比如文化大革命。

說到這裡，德國出版家和作家斯賓格勒感到有義務發出忠告，如果放棄啟蒙的要求，那麼文學就將失去其嚴肅性。不過，能將德國和中國一概而論嗎？

中國的創作自由到底有多大？

德國之聲文學大獎得主之一的崔子恩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他以同性戀為主題的作品在中國不得發表。對他的文學創作來說，中國的政治框架條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崔子恩說：對文學選材的審查是對文學精神傷害的一種制度。

這種審查制度不僅僅侷限於文學，在其它方面也一樣。審查制度是嚴格的。在電影方面就分成地上電影和地下電影。

不關心政治就是一種政治態度

中國知名的流行作家衛慧則認為，對性、吸毒和自己感情的描寫實際上也具有政治的層面：現在中國年輕人對中國政治的不關心其實就是一種政治態度。因為我們知道無論你做什麼都不會有什麼改變。

天安門事件才剛剛過去10年。所以我們就採取一種非常冷漠的態度去對待所謂的政治。政治只是一個怪物。


中國文學的個性化是一種政治表白？

這樣看來，文學當中和通過文學表現出來的個性化也是一種政治表白了？或者至少在中國如此？斯賓格勒說，
所有人都談"世界文學"，但不能否認的是，不同的社會環境使對同一文學作品的接受也各不相同：

"一部來自中國或日本的作品如果在這裡不被讀者接受，那麼這並不意味著該作品的文學價值不高。道理很簡單：對於來自陌生文化圈的作品，我們的理解不同於這些國家的讀者。"

就算是這樣吧。不過中國的文學還受到另外一種社會發展的影響。自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遭到鎮壓之後，中國社會完全被經濟主導，那是一種使所有生活領域都發生了一場革命的巨大推動力。文學也不例外。

翻譯家坎－阿克曼強調說："我想，比89年六月的事件更令人震撼的是中國社會的變革，它給整個出版界和文學界帶來了一股強勁的商業化。"


中國當代文學是以何種角色進入世界文學？

這種商業化也使書籍檢查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如果檢查當局忽略了衛慧的作品，那麼她還會在一夜之間成為明星嗎？她還會在國外達到如此的知名度嗎？這樣看來，「世界文學」還是可以通過文學的世界市場進入中國。


坎－阿克曼說："有意思的是，中國當代文學在國外比較成功的產品，比如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或現在衛慧的"上海寶貝"都不是主要作為文學作品被接受的，而首先是作為政治現象或是醜聞。我想，這兩種情況對作家來說都是不公正的。更成問題的是，總是以這種方式看中國，會扭曲我們對中國文學的認識。"


書籍檢查制度實際上是替作者打廣告？

中國文學越來越豐富多采。它呈現出個性化的趨勢。這種趨勢有時被政治與商業壓制， 但衛慧可以說是文學創作個性化的最好例子。她一再強調，她寫的是個人的感受。"上海寶貝"在中國不只受到官方檢查機關的禁止。

上海的另一位女作家棉棉指責衛慧在"上海寶貝"中大段抄襲她的文字。書籍檢查制度嚴格懲罰的這種"個性化"也許最終只是為達到商業效果而做出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