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訪問德國杜伊斯堡，在魯爾區孔子學院內進行題為"民主對中國是機遇還是挑戰"的演講。主辦單位打出的頭銜是"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該中心是隸屬於中共中央編譯局的研究機構），而在媒體眼中，俞可平還有一個更為耀眼的"非官方頭銜"--中國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的"文膽"、"智囊"。俞可平對記者表示，曾經有很多人對此向他詢問，而他的答案永遠是："這都是傳言，我就是中央編譯局的一個學者，也是一個官員。所以我正式的身份就是一個教授，一個學者，也是黨內的一個官員，沒有其他的。"

儘管斷然否認自己的"高層智囊"身份，但是僅憑"民主是個好東西"作者的名頭，再加上"中國民主"這樣的題目，就足夠吸引人們的興趣。俞可平的演講圍繞五個問題，對於"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否可以在沒有政治改革的條件下進行"和"沒有民主是否能夠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俞可平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認為中國的改革從政治改革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結果是一次政治改革，而非傳統認為的經濟改革，而沒有民主，僅僅依靠經濟發展，是無法實現政權合法化的。對於"經濟改革之後，中國是否有重大的民主進步"以及"民主是否是普世價值"的問題，俞可平明確表示肯定，也就是中國啟動經濟改革步驟之後，確實實現了民主進步，他認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排除以"階級鬥爭"為標誌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一個例子，而民主的普世性也是俞可平認可的。

但是在第四個問題，也就是"中國民主模式是否存在"的問題上，俞可平並沒有直接給出答案，只是強調各國民主政治化的道路不同，民主有"共性"也有"個性"。"民主有很多共性，比方說民主的很多要素是相同的，比如必須選舉，必須有法治，必須有公民參與，必須有權力制約，所有這些都是民主的共性。但是怎麼選舉，怎麼樣實現法治，怎樣讓公民更多參與，在每個國家是有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形式的，這就是民主的個性。"

在中共的官方論述中，"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始終是一個重要任務，相形之下"政治改革"則被認為過於敏感。有學者認為，沒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建設法治社會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法治"與"黨領導一切"的原則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在法治社會中，"法大還是黨大"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俞可平對此給出了明確的回應，"我認為我們這個國家真的要長治久安，必須堅定不移的走向法治。是法治，不是法制。法制是嚴格按照法律辦事，這個中國傳統都有，比如朱元璋很嚴格的實行法制，但永遠沒有法治（rule of law）。因為rule of law更強調任何個人、組織必須在法律框架內行動，法律是最高的權威。所以我認為法治對於中國已經不是迷思：黨大還是法大？就是法大。必須走出這個迷思，不走出這個迷思，法治就沒有希望。"

在演講的最後，主辦單位安排了問答環節。現場觀眾提出了兩個頗具"殺傷力"的題目，一是受到北非民主潮流影響的中國"茉莉花運動"以及"艾未未被捕事件"。在民主理論上侃侃而談的俞可平面對現實問題似乎不如此前那樣遊刃有餘。在"艾未未被捕 "的問題上，俞可平表示自己只是從媒體上看到一些消息，瞭解不多，但強調中國政府應該會按照法律辦事，如果沒有艾未未"涉嫌經濟犯罪"的證據，將難以應對目前的局面。一位自稱是藝術家的德國女聽眾追問，中國官方為何在逮捕艾未未之後不通知其家屬，不公佈其下落，俞可平僅僅表示按照中國法律規定，警方會在24小時內通知被捕嫌疑人的家屬。在談到北非局勢引發的"中國茉莉花運動"時，俞可平認為類似運動在中國無法成功，原因是中國政府和共產黨力量強大，遠非北非國家政權所能比，而中國民眾在經濟條件方面有所改善，民間響應類似運動的意願也不會很高。既然如此，那麼中國警方為何在鬧市地段層層設崗，如臨大敵呢?俞可平對此的解釋是"一個地方有事情，警察出動維護秩序與政府是不是底氣不足，這是兩個概念。因為這樣的事情發生，政府至少會擔心圍觀的人太多，交通堵塞。這種情況完全可能發生，交通堵塞對城市影響很大，但是不會影響這個國家或者共產黨的政權，這是兩回事。"

作者：石濤

責編：嚴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