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兩個凡是"的形成，有一個過程。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北京許多市民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寫詩詞，貼標語，紀念周恩來，很多涉及要求天安門事件平反和鄧小平復出的內容。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華國鋒，承認天安門事件"確實受到'四人幫'壓制"，甚至說"天安門事件是壓出來的"，但也說"確有少數反革命"。他強調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說毛主席指示錯了，會在群眾中引起很大爭論"。華要求"服從同'四人幫'鬥爭這個大局"，"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這把刀子不能丟"。

第二天，汪東興指示李鑫組織寫一篇社論，注意引導大家學文件，把對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復出問題的注意力轉過來。14日，汪東興佈置新任務，為華國鋒起草兩個講話，一個是在小範圍內談談小平同志問題，一個是在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社論稿的起草因此擱置下來，理論組轉而起草華的講話提綱和講話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討論講話提綱的起草問題時說：現在人們提出的問題，一個是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大局講起；幹部和群眾的言論和行動要服從中央的整個戰略部署。還說：要講高舉毛主席的旗幟，處理這兩個問題要肯定毛主席正確，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見，理論組寫出了講話提綱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論組討論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裡寫了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這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

為什麼寫了這樣兩句話？李鑫後來說："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定局勢，就要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不能講毛主席有錯誤，不能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為難，怎麼說也說不圓滿。由於我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兩個凡是'的提法。"這說明，"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針對的不是鄧小平復出，而是當時有關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社會輿論。

講話提綱稿修改到第四稿，情況又有變化。高層原擬召開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不開了，改為召開中央工作會議。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開會，傳達汪東興的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鑫還說，汪東興同志要求把講話稿中關於"高舉"的那些話加到社論裡去。"高舉"的那些話，就包括"兩個凡是"。

理論組再次回過頭來修改社論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將講話提綱裡"高舉"、"維護"的意思加到社論稿裡面。"兩個凡是"的提法就這樣移植到了社論稿裡。當然，不是原封不動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後半句話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社論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將稿子報送汪東興。汪批示："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同志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東興再批示："可以發兩報一刊社論，請耿飈、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同志閱辦。"2月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社論最後說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成為"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

長期以來，華國鋒與"兩個凡是"聯繫在一起，並成為其辭去在中央和國務院最高領導職務的理由之一。最權威的說法是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頒布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從這時開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兩年中，……黨內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遇到了嚴重的阻礙。這固然是由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同時也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壓制一九七八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宗拜。

決議的這一說法，在學界就變成：1、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目的是阻撓鄧小平復出；2、1978年5月開啟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也是反對"兩個凡是"的結果。

上文梳理的"兩個凡是"產生的經過說明，這個經典表述不出自華國鋒。

華國鋒說沒說過"凡是"呢？說過，但與這個經典表述的背景或詞句並不一樣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談話。談到揭批"四人幫"問題，華國鋒說：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比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的，某演員不好，可以換人。在這裡華針對的是揭批運動的具體問題，提醒揭批"四人幫"不要觸及毛澤東。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說："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講話裡"兩個凡是"的表述，與兩報一刊社論不完全一樣，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據華國鋒說，講話稿和社論稿分別經政治局討論或傳閱同意。

不久，華就感覺他的講話有毛病：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講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華並非"兩個凡是"受到批評後才感覺有毛病的。幾乎所有人都忽視了一個事實，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華再未提過"兩個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體也不再出現"兩個凡是"。可以說，作為有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到這時實際已經終結。既如此，說1978年5月開始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針對"兩個凡是"而發動的，就成為無源之水。

華國鋒與"兩個凡是"有關係，但是不是就用它來阻撓鄧小平復出呢？

在粉碎"四人幫"的當月，即已考慮鄧小平復出的問題；鄧還被專人接到玉泉山，聽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介紹抓捕"四人幫"的經過；包括華國鋒在內的中央政治局至少一半的在位成員，都去看望過鄧小平；而當年有著廣泛影響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社論，從1977年元旦起即不再提"批鄧"。所有這些，自然是為鄧小平復出做準備。既如此，2月7日的社論怎麼會意在阻撓鄧小平的復出？遑論這個社論是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賬卻算在華一人身上的事實。1977年7月，在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恢復了1976年被撤銷的所有職務--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2008年8月22日，華國鋒辭世。中央發表的生平中，對華國鋒主持黨和國家工作那一段歷史時期是這樣評價的：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同志擔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等職務。在此期間，他先後主持了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十一大、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重要會議。他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支持下，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動員組織廣大干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各項工作，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他根據廣大干部群眾的要求，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他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在他的推動下，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華國鋒同志在領導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2011年2月19日，為紀念華國鋒誕辰90周年，《人民日報》刊發署名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紀念文章。文章對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來華國鋒工作的評價，基本上與"生平"一致，並增加了"在他主持下，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為1976年廣大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事件平反，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等一批重大錯案平反"等內容。

與前引《歷史問題決議》相對照，"兩個凡是"連影子也沒有。"兩個凡是"到底"凡是"了什麼，就不難有結論了。


系列報導說明：

無論何時代，中共的宣傳語言都很接地氣，隨時皆可因地制宜地把通俗易懂的白話納入文件，形成一系列政治術語。歷經國共內戰的散文大家王鼎鈞就認為，國共較量，國敗共勝，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民黨行"文言文"，深奧難懂，政府文告難以貫徹到底層；而中共則行"白話文"，以"順口溜"宣傳政策理念，則深入人心。到2021年，中共立黨百年。中國當代史學者、資深媒體人徐慶全縱觀百年歷程，以"名詞解釋"方式解讀中共黨史政治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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