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周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大十屆三次會議，在中國政治史上將留下重要地位：儘管有江氏心腹徐才厚卡位軍委副主席，胡錦濤在大會上順利接手國家軍委主席，仍然正式標誌著胡溫三年過渡期的結束；而過去三年間，胡溫內閣在先後拋出「以人為本」、「新三民主義」等等逐漸淡化前任「三個代表」色彩的口號之後，終於在本屆人大會議上正式提出了一個全面改革的總綱領，試圖在以「和諧社會」為號召的社會改革掩護下，推進一場靜悄悄的有限政治改革。

雖然「改革」曾經在80年代獨領風騷，但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這兩個字眼似乎已經頗不合時宜。胡溫的改革計劃也不是在上台伊始即全盤托出，而是不露聲色、漸次推動、精心平衡，非常吻合胡溫兩人過去二十多年作為技術官僚的生存之道和一貫風格。而其改革路線中社會關懷對經濟中心的替代，則標誌著過去十幾年中國市場經濟原始積累階段的結束，中國的威權社會也將從此多了一絲溫情的面紗。正是從這兩重意義上，胡溫政府的和諧社會綱領堪稱「柔性變法」。

中國歷代和中共的歷次「變法」，從王莽新政到王安石變法，從文化大革命和價格闖關，常常興也變法、敗也變法，社會陷入「大亂大治」的交替失衡。相比之下，胡溫政府「和諧社會」的改革綱領，從醞釀過程到漸進推動的手法及其訴求，都明顯貫穿著一種著眼於「政治均衡」的精心設計，試圖在權力鬥爭複雜、社會嚴重失衡的中國，尋求一條平衡路徑──和諧社會的提法本身，也更像是依靠社會力量平衡政治爭鬥，借社會改革暗渡政治改革。

這一後極權社會的柔性改革，既是胡溫二人自身宦海沉浮的寫照，也可歸為胡溫周圍知識分子群體「告別革命」的產物──時下中國社會的民生痛苦，對他們來說，毋寧是市場資源分配被權力過分干預後產生的權力集中的副產品，卻是他們能夠借此建立新政治均衡的資源和政治機會。

當然，對中國大眾來說，「和諧社會」也何嘗不是一個難得的政治機會。在階級鬥爭的口號衰落二十多年後，他們第一次被賦於了爭取自身權益的政治正確性，這是憲法或者法治系統本身所無力保障的。問題在與，他們能否在新的「和諧社會」框架下，卻仍是舊的「威權政治」制度下，表達自身的利益，參與尚在迷霧中的「和諧政治」？

政治均衡的另一方，則是既得利益集團嫻熟的政治操控。如果和諧社會能夠保障他們的既得利益，當然也會大力支持現有的威權政治繼續維持下去，作為某種「和諧政治」的基礎──任何財富的再分配，任何社會集團，因而都無法避開將現有財富合法化的問題。柔性改革本身即已暗示了胡溫政府不會訴諸任何激烈方式，來重新改變過去十幾年間權力和市場結合下產生的不公平分配，它所要做的，恰恰是既得財富的合法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比較公平的新的分配。

對所有社會集團或階層來說，這倒不失為一種「帕雷托改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原始資本主義也許真的走向盡頭了。留給所有中國人的，是如何在未來有限的政治空間裡，爭取「和諧」話語的主導權，利用「和諧社會」可能包含的政治－社會均衡槓桿，創造出一個不同於現有威權政治的新和諧政治。

吳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