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今年是"六四"學生運動20周年，有人說世界對"六四"的回憶勝過了中國人自己，您認為是這樣一種情況嗎？

張炳良：我想89年的"六四"事件對全球的中國人都有很大的衝擊，對香港人來講，89年的"六四"事件也是他們某一種集體回憶的一部分。89年的時候，香港人對中國內地，特別是對北京的學生運動反應很大，也非常支持北京學生要求發展"民主"這個目標。所以，從89年開始，香港人對"六四"有一種不能放散而來的情懷。當然現在中國內地有關"六四"這個問題還不能夠放開和公開的討論，但是這個問題是我們國家最後也不能不面對的一個歷史問題，所以我覺得就"六四"的問題早一點來做一個比較正面的證實比較好一點。

德國之聲：您剛才提到了在中國大陸對於"六四"的討論是沒有放開的，那麼您覺得這種狀況是由於公民已經把"六四"遺忘了，還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存在？

張炳良：當然89年的時候，有關"六四"事件，我們在外面對當中這個情況所知道的應該說還是比較有限，那麼海外的人和大陸內部的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對於"六四"的認知和理解還是有一個落差。所以有關"六四"這個問題，我不覺得是內地民眾淡忘了。但是我想有關整個"六四 "問題最後還是不能不做一個比較全面的證實。以前在香港方面也有一些人士，包括學者也提出可不可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對89年當時"六四"事件前前後後的許多情況都能夠做一個比較全面的報告和全面的一個評估。

德國之聲：談到六四很多人就會想到"民主建設"，那麼在中國大陸如果進行社會民主改革，您認為其動力應該是一種從社會底層發出的呼聲呢？還是從政府層面上的改革措施呢？

張炳良：我想發展民主問題，一方面當然政府方面、國家領導人層面應該有一個比較清楚明確的目標、一個意志。同時這個民主生活、民主精神一定要從下面開始，在基層開始。我們看中國有關發展民主的歷史，其實差不多已經100年了。從清末的時候開始提出我們要建設一個民主的新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上台以來，本來是推行民主主義運動。所以從爭取民主和開展民主建設，我們國家從過去100年來一代一代都做這方面的呼籲，但是實際上到落實這個層次，在制度層次上我們還有很多路要走。所以最後爭取民主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在民間，在公民社會，在年輕一代，他們怎麼看民主，還包括對民主精神這個理解。

德國之聲：有人覺得現在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好像對政治關心不多。那麼從一個教育家的身份，您對這樣的情況有什麼看法呢？

張炳良：我想每一代大學生他們關注的事情可能都有點不一樣。這個跟他們的成長經驗，跟他們所處的時代，跟他們所面對的經濟問題、個人發展問題也有關係。你就是看香港，看英國和美國等其他國家，也有一些人覺得新一代的大學生可能關注市場問題和就業問題比較多。所以我想大陸學生多一些關注他們個人發展這樣的情況也不一定是很奇怪。

但是從中國長期以來的學術傳統和從大學的傳統來看，我們經常強調作為一個學者，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如何來以文載道。這個對於國家的精神面貌方面的貢獻也是所有學者所有受教育的人應該重視的。我想這個在一般大學生裡面應該有這樣一個追求的。所以一方面大學生每一代都有他們面對的不同問題，但是每一代對於社會、對於國家、對世界的關懷的傳統是不能變的。

德國之聲：社會發展，教育先行。如何將一種社會責任的價值觀融入到對青年學生的教育中，使他們對歷史有自己的看法，並且身體力行的去擔負起自己的社會責任，您覺得在教育方面應該做怎麼樣的努力呢？

張炳良：我覺得最根本的問題是教育的目的問題。特別是在大學教育方面，從西方的教育傳統來看，西方的教育也是非常強調大學一方面是知識的傳授地，同時也是推廣思維、發展不同思想的一個園地。所以我想如何使大學生能夠一方面保持比較批判性的思考，同時也理解大學也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一個動力，這樣的一種精神面貌我想也是西方大學傳統的一部份。中國的大學之道也是強調我們要明德、要清明。所以從西方也好，從中國大學的傳統也好，應該培養學生多關心社會，多關心人生這樣一種態度。我想這是教育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採訪記者：蕭凌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