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駐北京大使館6月3日晚在其官方微博帳號上貼出燭光影像影片，但很快就被刪除。多位推特用戶轉發了德國使館在X平台發布的這段不到30秒的影片，可以看到，夜幕下大使館建築的3扇窗戶內分別投影出一支點燃的白色蠟燭。
多年來，每到六四，德國使館都會在微博上發蠟燭的圖片或影片。使館工作人員2022年年曾對德國之聲證實 "每年都發，十分鐘之內被刪。"6月4日北京時間16時許，記者看到德國駐華使館微博重新貼出燭光影片，並配文字："昨晚，我們在使館的窗檯上點燃星星點點的燭光。"該貼在十多分鐘後即不可見。
德國駐華大使帕特裡夏‧弗洛爾（Patricia Flor）3日在X平台上還發了另外一帖："鄒幸彤是因香港新實施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而被捕的人之一。她曾獲2023年法德人權及法治獎。該法條款籠統、定義寬泛，特別是有關外來干涉和國家機密的規定尤其令人擔憂。"帖文中，弗洛爾同法國人權大使伊莎貝爾‧羅姆一道，再次呼籲香港當局保障香港人民能夠行使其權利和自由。
上周，香港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等6人被逮捕，成為依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香港基本法》第23條）被捕的首批人士。有輿論認為，他們獲罪也與紀念六四的臉書貼文有關。
今年隨著香港天主教會宣佈將不再為六四死難者舉辦悼念彌撒，香港公開的六四悼念活動全部無法舉行，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記憶在香港被系統性抹去。台灣可能成為兩岸三地唯一可以紀念六四的地方。
圖片來源： Reuters/T. Siu1990年6月4日，香港民眾首次走上街頭，紀念天安門大屠殺一周年。這一年起，香港支聯會每年組織大規模悼念活動。由於1989年民主運動在中國大陸是禁忌話題，香港逐漸成為各類與六四有關的追思活動的中心。
自1990年以來，每年6月4日晚，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都舉行燭光晚會，悼念六四死難者，表達自由民主訴求。參加人數少則數萬人，多則十多萬人（據組織方支聯會數字，一般高於警方公佈數字），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六四紀念活動。（2015年資料圖片）
2013年，台北民眾舉行燭光晚會，紀念六四，聲援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劉曉波是89民運代表人物之一、與周舵、高新、侯德健一同被成為「天安門四君子"。
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際，台北舉辦了專題紀念活動。此前還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前放置了由台灣藝術家雪克（Shake）搭建的充氣「坦克人」藝術裝置，親歷六四的王丹、周鋒鎖等民運人士到場參與。
台灣的六四紀念活動，規模和歷史遠遠不及香港，但近年來開始得到更多關注。2020年，儘管受到疫情影響，仍有三千多人參加了在台北的燭光悼念晚會。由於這一年香港和澳門都以防疫為由禁止六四集會，台灣成為兩岸三地唯一可以紀念六四的地方。
香港六四紀念館2012年起臨時設址九龍，先後遷至城市大學和尖沙咀，在物色新館址過程中屢遭挫折，被迫多次關閉。2018年支聯會在旺角購買房產作為新址，2019年4月重新開館。2021年4月休館翻新後，5月底重新開放，但數日後被當局以「證照不全」為由再度關閉。
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際，香港大學生清洗丹麥藝術家高智活（Jens Galschiøt）的作品「國殤之柱」。它曾在香港各間大學巡迴展出，現矗立在香港大學黃克競樓平台。傳統上，支聯會每年都會派人在六四前夕洗刷該雕塑。
新冠疫情下的2020年，因有防疫限聚令，當局31年來首次未批准維園六四集會。但仍有數萬港人來到維多利亞公園燃燭默哀。
2021年，香港當局再度禁止六四紀念晚會。一年前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香港社會的言論、集會自由空間受到進一步擠壓。同時，澳門的民間六四紀念活動也連續第二年遭禁。
禁改頭像、暱稱
六四35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依照以往的模式，中國當局加大了網路審查的力度。不僅一切於此相關的網路內容、敏感詞一概被屏蔽，連最隱蔽的可能出現"意外"的渠道都被堵死。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國多個社群網站網站和網路游戲平台禁止用戶更換頭像和暱稱，防止用戶通過這種方式來紀念六四。
報導稱，微博、微信、小紅書等中國社媒平台都關閉了頭像和暱稱的修改功能。用戶會被提示系統正在維護或是升級當中。而"坦克世界"等多個熱門的網路游戲則公開宣佈暫時關閉修改暱稱等功能。一些不瞭解六四事件背景的年輕用戶對此的解釋是，這一規定與即將到來的高考有關。但也有人指出這是"歷史原因，每年這個時候都改不了。"
由於中國網路嚴密的訊息和言論封鎖，要瞭解有關六四的事實或對這一歷史事件公開發表看法幾無可能。人們只能通過極為隱晦和間接的方法進行旁敲側擊的影射。
在6月3日和4日，德國駐華大使館連續在微博發帖紀念卡夫卡逝世100周年。在評論這位德語世界最重要的文學家之一的時候，一則貼文說："我們相信，他的作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現實意義。卡夫卡的作品有時具有強烈的批判性，有時，他用充滿哲思的文字批判完美而冷酷的官僚機器是如何奪走我們的自主性，讓我們產生對自己的懷疑，泯滅我們的人性。"
在卡夫卡生活的年代，布拉格曾是歐洲文化的中心。該市人文氣息對卡夫卡有著直接的影響。正是在這座城市裡，極度敏感的卡夫卡創作了享譽全球的文學作品。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卡夫卡於1883年7月3日生於布拉格。他的特點是神經極度敏感。大都市的氛圍對他的創作影響很大，正是在布拉格，卡夫卡知道了什麼叫害怕，也學會了愛情。而他的感情世界特別偏向現代化中荒誕的那一面。在那裡，他受到人們的影響，而他也影響了人們。
這個名叫Gregor Samsa的人早晨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巨型昆蟲。對他而言，這一來便結束了他的社會存在,丟掉了工作，即便是自己的家人也把他推到門外。由此，Gregor Samsa的心理徹底改變。這本著作提出的問題是，人在什麼時候才能算做人？
Josef K.有一天發現自己打起了官司，為什麼呢？Josef K.不知道。確信的只有，司法的大磨開始運轉。Josef K.發現自己出現在所有級別的庭審，卻又不知道為什麼。他還發現，國家的權力至高無上；而他自己卻是那麼渺小和微不足道。圖片顯示的是《審判》影片的一個鏡頭，片導：Orson Welle。
K.作為建築測量員很想進入到一處鄉間宮殿，但卻找不到建築的進口處。他可以在村裡待著，卻進不了宮殿，而村子卻是屬於宮殿主人的。小說問道，村民為什麼對宮殿主人如此害怕，雖然他對他們並不施暴？小說探討的是恐懼心理學。圖片顯示的是德意志話劇院的劇目《宮殿》。
卡夫卡時代，布拉格是歐洲文化中心。在哈布斯堡王朝內，布拉格在1900年前後是一個開放、多元文化的重要城市，也是德語、捷克語的文學中心。像卡夫卡一樣，許多當時的作家都掌握德捷雙語。這座城市和它的人文氛圍為卡夫卡的創作提供了條件，對他的心理和思維影響極大。
卡夫卡的父親（1852 – 1931）赫爾曼強悍自信，他的職業是肉鋪老闆。在家裡，赫爾曼說一不二，他的話就是法律。卡夫卡1919年撰寫的《致父親家書》曾描繪了小卡夫卡的早年對比感受：「我瘦弱矮小，你強壯寬實」。但年輕的卡夫卡卻在文學作品中報復身體強健的俊男，把他們都寫成漫畫人物。
在波西米亞，民族主義者一次又一次地舉行反猶騷亂。這一背景下，原本非常世俗的猶太人也開始支持赫策爾（Theodor Herzl）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思路，卡夫卡便是其中之一。他考慮前往巴勒斯坦，但不佳的健康狀況卻讓旅行計劃不能成行。在他生活的最後幾年，卡夫卡孜孜不倦學起了希伯來文。
卡夫卡有一位好朋友叫維夫爾（1890 - 1945）。他們一同漫步在夏季的摩爾多河畔，度過長長的咖啡之夜。他們經歷著布拉格最迷人的地方。維夫爾先於卡夫卡成為該市的文學明星，這一點讓卡夫卡耿耿於懷，他曾寫過「我嫉恨W.，他健康年輕富有，而我卻不是這樣。」儘管如此，兩人還是保持了朋友的關係，一種互補的朋友關係。
1900年夏季，卡夫卡迷上了尼采的著作。這名哲學家的藝術給卡夫卡的印象太深刻了。教會和國家的傲慢，掌握知識的資產階級，尼采的話題也都將成為卡夫卡的話題。
卡夫卡於1912年結識了後來的未婚妻鮑爾。第一次見面後，卡夫卡留下這樣的筆記：「小巧的鼻子，金色、直挺、毫無魅力的頭髮，下巴堅強有力。」但顯然卡夫卡還是迷上了鮑爾。他們相互間通了500封信。他們訂婚兩次，兩次取消結婚日期，都是卡夫卡的主意。他們相愛5年，最後鮑爾不得不出走美國，遠離這名敏感的詩人。
Sören Kierkegaard（1813- 1855）很年輕時，便經歷了失去多個家庭成員的痛苦。這一生活經驗也給他的哲學打上了烙印。卡夫卡在1913年寫道，「像我猜測的，我們的情況雖有不同，但又極為相似。」Sören Kierkegaard也訂婚了，也沒有因此而幸福。
1912年卡夫卡寫道，「在佛洛伊德那裡，可以讀到聞所未聞的東西。」卡夫卡非常欽佩神經醫生佛洛伊德，但他的知識能夠救治病人嗎？卡夫卡對此很懷疑。
沃爾夫非常重才，常把嶄露頭角的文學新人聚集起來。但想叫來卡夫卡卻有難度。1912年他出版了卡夫卡的第一本散文集，發行量為800本。出售的情況不理想。發行數周後，卡夫卡在日記中寫道：「賣出去11本了。10本是我自己買的。我只想知道，那買第11本的是誰。」
卡夫卡自我懷疑的秉性很嚴重。他的朋友布羅德一次又一次地鼓勵他。但1924年，也就是卡夫卡去世的那年，他立遺囑焚毀全部手稿。不過，布羅德擅自決定不遵從卡夫卡的遺囑，而是將其手稿出版。於是，20世紀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之一 - 卡夫卡全集 - 被拯救下來，成為人類的寶貴遺產。
歷史學家弗裡德蘭德（Saul Friedländer）在卡夫卡的命運中也看到了自身的影子，他的父親曾在卡夫卡就讀的布拉格大學深造，他的父母同卡夫卡的姊妹一樣死於納粹集中營。弗裡德蘭德回溯猶太大屠殺之前的歲月，寫出了一部堪稱最美最機智的卡夫卡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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