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台灣官方和民間都以高調的行動提起外界對此事的關注。上周四（5月23日）台灣總統蔡英文罕有地以官方身份，接見訪台的多名六四事件親歷者和異議人士，當中包括王丹、王軍濤、周鋒鎖等流亡學運領袖。她在會上說自己當年是剛畢業的年輕教授，那也是民進黨成立不久之時，並趁機重申反對中國的一國兩制主張。有分析指，這次高調會面打破了台灣政府三十年來的慣例。

而一如五年前，支聯會和華人民主書院在這個重要年份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流亡世界各地的多位重量級見證人在五月中旬聚首一堂，探討中國民主運動。不同的是，研討會的主場第一次由香港移師台北。雖然台灣社會對六四的關注程度低很多，但外界對主辦單位的決定不感意外。華人民主書院董事主席曾建元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說：「近年來香港的形勢緊張，特別是言論自由空間緊縮，許多與會者表達不願到香港，或擔心會有壓力。台灣沒有什麼政治上的顧慮，大家可以暢所欲言。」

每年六月四號夜晚，點點燭光照亮香港維園，風雨不改。三十年來，這個晚會一直是全球最大型的六四紀念活動。容得下燭光，但香港的大門已非為所有人而開。香港當年是救援逃難學運領袖的重要基地，不過事實上，無論英國殖民統治年代或主權移交後，流亡民運人士被拒入境香港時有發生。

來自台灣的曾建元，五年前也在香港機場被攔了下來，無法出席25周年的研討會。香港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補充，「港府一直有黑名單，即使港英時代都有人因為身份太敏感來不了，回歸後更緊」。他稱過往方政、熊炎等知名流亡人士成功闖關，也可能只因政府走漏眼。

香港和台灣這兩個距離中國最近的華人社會，不但是這段歷史的第一目擊者，六四也折射出兩地的命運，在往後三十年走上不同歷史軌跡。

台灣：八九民運的受益者？

六四鎮壓那一夜，台北中正紀堂外正在舉行聲援集會，即將大學畢業的曾建元身在其中。他憶述：「整個晚上，整個廣場都擠滿了人，我想大概有三萬人。」當時民眾集會所在的廣場，仍然名為「中正廣場」，而非今天的「自由廣場」。但是台灣人已開始初嘗自由的空氣——在短短一年多前，國民政府才剛剛解嚴和開放報禁黨禁。在那一夜的集會上，台北和正在實施戒嚴的北京進行電話連線。曾經活在戒嚴令下38年的不少台灣人，明白那是什麼一回事。

「凌晨的時候，集會民眾清楚聽到電話連線中，最後一位跟台北通話的是個北京大學學生，我還記得他叫馬少康（讀音）。他告訴主持人說『中共開槍了，坦克開進來了』，他要掛上電話。當時他好像在北京飯店，這位學生告訴台北群眾，他掛上電話後要到天安門廣場，與同學、老師、北京市民共存亡。」曾建元當時跟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差不多年紀，三十年後回憶起來依然歷歷在目。他說：「這個電話，我想深深震撼了現場和收聽廣播的台灣人民。」

六四鎮壓之後，台灣各界發起聲援和抗議行動。除了義憤，還有屬於那個年代的情意結。曾建元說：「在國民黨三民主義教育之下，中國情懷還是當時台灣意識形態主流。當時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差而已，沒有如教科書所寫的『黑暗與光明』那麼懸殊，實際上我們感受到的是差不多。」雖然台灣已解嚴，但對公民社會的各種管制仍未撤底鬆綁。對岸學子們提出的民主自由主張，也是許多台灣知識分子的心聲。「當人民日報發表426社論，台灣學生非常憤慨，雖然它在罵北京學生，但我們覺得好像也在罵我們。共產黨怎麼對付學生，台灣人心裡也感覺好像國民黨壓迫台灣人一樣，投射了一種感情在北京學運上。」

六四後不到一年，台灣爆發野百合學運。數千學生在1990年3月回到中正紀念堂前，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事會議及設立政經改革時間表。他們成立跨校會議，每天透過快報發布廣場訊息，都是參考了北京同儕的經驗。北京血腥鎮壓後遭受多國制裁，在前車可鑑之下，台灣政府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曾建元分析：「台灣國民黨政府處理學運時有很明確的態度和立場，就是要跟北京處理六四的方式區隔開來。當全球在譴責中共時，台灣絕對不能重蹈覆轍。」

自此，兩岸政治發展走上迥異的道路。時任總統李登輝接見了抗議學生，並正面回應他們的訴求，掀開台灣民主化的序幕。曾建元認為：「有人夜郎自大，以為台灣民主化完全靠內在驅力來完成。其實放眼歷史，並不完全是這樣。如果沒有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如果沒有六四眾多中國人民和學生的苦難犧牲，不會令當時政經大權在握的國民黨政權，願意那麼快下定決心讓台灣民主化。」

香港：昔日救人 今日自救

香港聲援八九民運的故事，在三十年來被流亡人士反覆提及，大概不少人都不感陌生。恰如其名，1989年5月成立的香港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援助運動和營救示威者上扮演關鍵角色。現在他們努力守護的不再是學生，而是記憶。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向德國之聲表示：「其實在六四後沒多久，香港就有了自主的角色，一個獨立於支援的角色，那就是要為不能發聲的人發聲。」

香港最大型的群眾運動，是1989年5月21日的百萬人遊行。當年人口只有600萬人的香港，有六分之一民眾為了北京學生走上街頭。對於這個英國殖民地來說，那時的中國還是「鄰國」。但數以百計香港記者、學生和市民親身到了北京，見證歷史。「所以開槍的時候，很多人目睹身邊的人中槍受傷，甚至死亡。當時北京市民都盡量保護香港人，要他們首先撤退並答應把真相告訴全世界。」即便是留在香港的民眾，也在電視台24小時直播畫面前跟進整場運動的高低跌宕。

「因為這種密切關係，也有道義責任，所以香港人特別投入（紀念六四）。」相比今天年輕世代，因為身份認同而拒絕與支聯會沾邊，何俊仁說三十年前單純許多：「大家未必很功利地想『中國有民主我們才有民主』，沒有想到那麼遠，也不怎麼講我是否中國人。」他續說，「而是出於強烈的是非感、同情心和義憤，大家有道德界線，覺得太離譜。」

慷慨激昂的運動結束了，憤怒和失望以外，不少香港人也帶於恐懼面對倒數八年的殖民時期。這加速了港英政府在撤離香港前進行政治改革，增加直接選舉席次民主化議會。六四後隔年，香港第一個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民主黨前身）成立，開啟了本地的政黨政治，並於1991年香港首次直選中大勝，律師出身的何俊仁也在「回歸」前晉身議會。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曾經向媒體透露，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在「回歸」前後都分別約見過他，要求停止舉辦六四燭光晚會，但他斷言拒絕。作為中國土地上唯一能公開悼念六四的地方，香港維園的燭光還是燃點了近三十個年頭。

保存真相、講真話、教育下一代——何俊仁說，這是香港的在後六四時代的三大使命。「六四以後，赴京的香港人回來，我們很多律師為他們記下口頭證供，有過百份之多。全都宣誓記錄下來，現在鎖在某個地方。」他說：「當中有很多記者和學生，我們為了保護他們沒有公開名字，好讓他們毫無畏懼說出真相。」雖然不知道是何年何日，但他肯定的說，終有一天這些檔案都會公諸於世。收藏著死難者遺物的六四紀念館也是以另一種方式，讓這些第一手史實存活下去。

此熱彼冷的六四情懷？

香港的燭光還能點多久？或許是很多人現在的疑問。作為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卻似乎比較看得開：「我為何要悲觀？反而有人覺得現在才是要發聲的年代。今天仍然站出來的市民是有道德感的，道德力量不是視乎樂觀或悲觀，而是責任。」他比喻：「等於醫生去醫治病人，不會多想樂觀或悲觀，治不治得好，你就是盡力去救。」

可是如果連醫生也生病了，是否注定能醫不自醫？今年，燭光還是會依舊照亮維園。但這座城市被高壓籠罩，許多人眼中的香港前路黑暗——民主夢還是遙不可及，自由已被急速侵蝕。就如六四國際研討會移師台北一例，從政數十年的何俊仁承認，「香港已非完全自由的地方，這是政治現實」。

放眼寶島，儘管民主自由兼得，對比一海之隔的香港甚至西方華人社區，普遍台灣人始終對六四很有距離感。九十年代起，選舉普及和公民社會日趨成熟，台灣人的目光更多轉到本土議題。兩岸價值觀漸行漸遠，也令中國民主問題慢慢淡出台灣的公共視野。

曾建元觀察，六四紀念活動早年由「統派」主導，強調中國人身份認同，最初有上千人出席，維持了大約十年便大幅式微。直到六四二十周年，一群在台灣讀書的港澳大學生重新發起紀念行動，又適逢流亡學運領袖王丹來台教書，六四活動被賦予新一重意義——普世價值與人道關懷。

「時間是最大敵人」

曾建元認為，兩岸發展難以切割：「為什麼30年後台灣要紀念六四？它不單是中國對岸發生的歷史悲劇，我們其實也心存一種感謝。當年他們這麼犧牲，讓台灣人汲取教訓，用不流血方式開展憲政民主之路。」他認為在今天的情勢下，更具時代意義：「誰都不敢講，明年香港還有沒有機會舉行大型六四集會，那台灣就是守護民主價值的重要基地。而且從實際利益出發，台灣在中國民主化發展上也不能獨善其身。台灣在民主奮斗歷程中受到國際社會幫助，今天我們有能力幫助別人，也是我們的光榮所在。」

談到未來挑戰，何俊仁不假思索答道：「時間是最大的敵人。」隨著民運領袖、受難者家屬和支聯會等組織骨幹年華老去，新世代眼中的歷史開始模糊，這場運動難以持續地動之以情。對此，他能夠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就如很多人回看南京大屠殺，也不會有那個年代的人般受到感動。」

但是有一點，他認為不會改變，這是他的信念、也是寄語。「在種種挑戰面前，我們還是會說，無論未來你是什麼身份都不重要。你是一個人，一個人就要有人性，要彰顯人性善的一面。」

李芊（發自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