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佔中案裁決暫且塵埃麈埃落定，75歲的朱耀明（朱牧）毋須受牢獄之苦，但他沒有停下來，探望正在休養的陳淑莊、支援獄中的戴耀廷和陳健民。沒有其餘佔中兩子在旁，朱牧成了採訪焦點，談的不單是佔中案，還有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採訪當天，朱牧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暢談近三小時，細訴當年參與「黃雀行動」的種種。

有人說，營救行動取名為「黃雀」，源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不過其實另有寓意。在朱牧的教會辦公室內，掛上一幅司徒華的贈畫，寫上曹植的《野田黃雀行》，當中的「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道出了意思。「他當年送給我時，最主要講到雀鳥被困，最終逃離羅網，所以就得飛飛，似乎跟行動名字貼近。」

八九六四後，北京政府通緝一眾學生領袖及民運人士，包括時任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藝人岑建勳、商人陳達鉦在內等人，展開營救行動，分成四條地下通道，接收從內地逃亡至香港的民運人士，再想盡辦法把他們送到外國。

當年是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成員的朱耀明坦言，「黃雀行動」之初，即協助民運人士透過地下通道來港，他沒有參與。直至當年六月底，在司徒華呼籲下才加入行動，主力協助濟留在港民運人士生活，更加與港英政府及各國領事談判，商議民運人士的去向。

法國先開大門 美加澳再跟隨

朱牧憶述，法國是最早打開大門的國家。「我跟政府談判，瞭解到法國領事館願意接收他們，大門一開，地下通道就開通，只要救到他們來港，法國領事就可以接收他們，發出簽證，隔日就可離港，快速處理。」當年的功臣包括時任法國駐港副總領事夢飛龍。「三十年後我再問他，當時你為何那麼勇，可以發簽證讓他們走，你有沒有問過上級，他回應一句令我很詫異，他說『如果一個人尿急會找誰，要救一個人的生命，你會問誰？那應該即時救他吧。』可以想像到，法國人對生命的珍惜和愛護。」

隨時間過去，逃難南下的民運人士漸增，朱牧再與港英政府商討對策﹐令他們由非法入境者變成合法暫居。「當時我跟副政治顧問談判了四、五天取得協議，所有人來港我送他們到人民入境事務處，經過篩選問話，證明他們是就給予行街紙﹐讓他們三個月居留。與此同時﹐我們將名單分給各領事館，希望收容民運人士。」

當時，法國已接收近七十人，開始感到吃力。朱牧於是到美國領事館游說，甚至委託他人到美國國務院，結果到當年十月，美國正式接收第一批民運人士，從此加拿大、澳洲等国家的大門都打開了，民運人士分別透過難民身份、以學生簽證升學進修，或在律師樓簽署身份聲明離港。而朱牧亦在歐美各大城市組織團體作為接應，協助民運人士在當地生活。

行動長達八年 營救四百多人

可以順利離開的人們固然安樂，但不少民運人士濟留在港﹐有人長達三、四年。朱牧稱，高峰時要安排七、八間安全屋，也要為他們進行情緒輔導。「有些未走到的人會不開心，問自己為何不可，又試過深夜接到他們來電，說大廈門外有公安，其實那些是屋苑的保安，何來會有公安呢？所以要找輔導員協助。」

「黃雀行動」由八九六四後直至九七回歸前，營救了四百多人。香港回歸前一年，仍然有數十人濟留，形勢之急，使得港英政府透過外交力量出手。「港英政府九七年五月回信給我，表明要走的人要在七月前走，願意走都可安排離開，最後數十人去了荷蘭、北歐。當然有部分人懂廣東話，覺得香港適合自己就留下來，如今都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了。」

參與營救行動者 淪為流亡分子

「沒有港英政府、沒有法國，黃雀行動不會做到。」這句話，朱牧多番強調。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送走民運人士，自己也身陷險境。「當年中英聯合小組討論時，都有提出疑問，內地來港的民運人士有沒有居留權，同一時間又有人問劉兆佳（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等人，參與黃雀行動的人又如何，就說那他們要自己想想吧，他們應該離開。」

朱牧坦言即使當時有國家給他護照，他都無意離港。但在九六年底，政治顧問都認為他離開比較安全，朱牧才向教會申請休假一年，確保所有民運人士可以離港，才於九七年六月中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人，研究人權及宗教自由。

離鄉赴美深造，與家人暫別，並不是朱牧所想，更令他有流亡的感覺，情緒低落，靠每天到教會禱告作心靈治療，「其實要面對文化衝擊是很難適應，好像我當時日日吃pizza、飲咖啡很難過，所以也試過發洩，走到唐人街吃了整條白鱔。所以我從頭到尾都不會批評民運人士，我們營救他們，從沒要求他們做偉大的事，只要他們開心、有工作就可。」

出走歐美 尋訪三十年前的無名英雄

三十年來，朱牧不忘一眾故人。十年前，他發起「回家運動」，希望北京當局准許民運人士回鄉、探望家人。十年過去，部分民運人士年事已高，安頓好在國外生活，回家的沖動，再沒那麼強烈。而當時佔中案在身的朱牧怕被判監，未必見證到六四三十周年燭光晚會，於是過去兩年走訪美國、加拿大、英國及法國多個城市，探訪二十多名當年營救的民運人士，攝錄成紀錄片。「我年紀大了，還有多少個三十年？我希望再見一些我掛心的人，到他們家中吃飯，瞭解他們家中生活情況，所以完全是友情訪問 。」

這趟旅程，有喜聞。「項小吉可說是他們當中最穩定的家庭，當年哥倫比亞大學取錄了他，如今成為律師，我很開心見到他。還有蘇曉康，他經歷苦難很大，90年送他到巴黎，之後去了普林斯頓大學擔任訪問學人，翌年太太與兒子到美國，但卻遇上車禍，太太半身不遂，多年來蘇曉康花盡精神照顧她。今次到他家，見到他太太自理能力強，蘇曉康走出痛苦陰霾，兒子又成了醫生，我很開心。」

再見老朋友，也有悲。「溫哥華支聯會主席周盛康，他不是逃難出來，而是一直在當地協助我們。我們預備行程時已知他患有癌症病重，這個三十年的夥伴，走到人生終結，我真想再見他一面，對我來說沒有什麼重要得過這份友情。我們行程第一站，一下飛機直接去醫院，天天都探望，不久後他安息了，對我來說總算是無憾。」

無數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多年間不曾在文字或螢幕出現，但原來寂寂無名的英雄，一直隱藏在這四百多名「黃雀」之中。「今次我指定要探一個人，大家都以為當年柴玲是自己走下來，其實是有一個人陪她，我們多年來都把他叫作阿洪。」朱牧透露，這位阿洪並不是民運人士，只是在廣東的一個接應人，用船接載柴玲和封從德偷渡，去到香港後因為怕二人被認出，於是陪他們上岸直至到安全的地方，結果也成為流亡的一分子。「他不是在鎂光燈下，沒有人會記得他。他頭半日子在法國很痛苦，他要讀法文，很不容易，幸好遇到一些很好的法國人，有一個老人家帶他到農場幫忙，後來有個香港教書十七年的修女幫他，所以是他的教母，教他法文、幫他生活，如今他已安頓、有家庭有工作，很開心。」

有生之年 還得平反六四？

回望三十年前到北京支援學生，見證天安門廣場氣氛轉趨緊張，軍隊入城包圍，六月二日，朱牧臨回港前，還叮囑當時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整個民主運動，基本上已成功將所有華人的愛國心凝聚，希望成為民主強盛國家，但清場是遲早的事，你們要有心理準備。」往後發生的歷史，成為不能磨滅的記憶。

平反六四，還待多久？朱耀明認為，要寄望的不是一個時間，而是每個人去裝備自己、改變社會。「馬丁路德金講得很清楚，自由，統治者不會白白給你，我們需要抗爭、犧牲、受苦，才會得到的，所以希望在於奮斗和抗爭的人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