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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周年: 戒嚴軍官與惡的距離

Phoebe Kong 發自台北
2019年5月31日

「要不惜一切代價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這是1989年6月3日戒嚴部隊接到的軍令。有人持槍往前奔跑,有人驅動坦克輾過大街,也有人做了另類的選擇。如果是你,你會追上去,還是默默佇立,等待黎明?

Li Xiao Ming, ehemaliger Leutnant der chinesischen Armee und weitere Soldaten, 1989
1989年6月5日,李曉明(左起第五位)與隊中同袍在天安門廣場合照,那是他們在戒嚴令以來第一次踏足廣場。圖片來源: Li Xiao Ming

(德國之聲中文網) 八九民運以流血告終,完成任務之後,20多萬戒嚴部隊軍兵竟然收到官方的「紀念品」——每人一本紀念冊、一隻手錶、一枚紀念章。掀開紅色封面的紀念冊,第一頁寫著大大的「首都衛士」四隻紅字,由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當年7月18日題字。

再下一頁,是鄧接見戒嚴軍隊幹部時的一番話:「我講考試合格,就是指軍隊仍然是人民子弟兵,這個性質合格。這個軍隊還是我們的老紅軍的傳統。這次過的是真正的政治關、生死關,不容易呀!這表明,人民子分兵真正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這表明,不管我們受到多麼大的損失,不管如何更新換代,我們這個軍隊永遠是黨領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的捍衛者,是最可愛的人!」

這個,是中央希望所有拿過槍的軍兵所記住的六四。

1989年為北京戒嚴部隊一員的李曉明,在今年五月到訪台灣參加六四紀念活動。圖片來源: DW/P. Kong

「我覺得歷史選擇了我。」2002年,六四戒嚴部隊軍官李曉明第一次把憋在心中13年的經歷公諸於世。即使到了2019年,再次憶述當年片段還是忍不住在眾人前哽咽起來。

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父母分別是電子工程師和初中數學老師,李曉明卻上了軍校讀大學。「因為國家免學費。我畢業也是大學生,不同的只是我上軍校,他們(學運學生)上地方(大學)。所以部隊稱我們為學生軍。」李曉明畢業後兩年入伍擔任中尉,中國爆發全國學運潮。25歲的他也在趕赴北京的路上,不過他是坐著軍車上路。「雖然穿著軍服,但我感覺跟學生一樣都是知識分子,當時非常同情和贊成學生所為。如果晚兩年畢業,如果我在北京上學的話,我很可能跟學生一樣上街遊行爭取民主和反對腐化,我也一定會去。」

不幸地,軍銜把他放在群眾的對面;但幸運地,他的雙手沒有沾上鮮血。「6月3日下午我們接到指令要向天安門東邊進發,師長和幾個參謀穿著便衣在晚上先到天安門視察,那時部隊已經開槍。回來的時候七點多,就說『我們收不到戒嚴指揮部的命令』,於是我們部隊一直在北京市郊區沒有進去(天安門)。」李曉明形容,軍官並沒有向他們解釋原因,「但下面的參謀明白什麼意思了,所以開始在外圍消極抵抗命令」。

「首都衛士紀念冊」是官方授予20多萬戒嚴軍兵的紀念品之一。圖左:紀念冊由中央軍委製作,封面的標誌上印有「1989.6」。圖右:紀念冊第一頁,印有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1989年7月18日的題字。圖片來源: Li Xiao Ming
中央軍委頒贈予軍兵的「首都衛士紀念冊」中刊載許多表揚軍隊的照片,圖右兩張的描述是「首都戒嚴部隊執行戒嚴任務」。圖片來源: Li Xiao Ming

「很希望老百姓堵著我們」

不同形式的抵抗,其實在更早時段已經出現了。李曉明回憶,在政府頒佈戒嚴令時,有些軍官因為不想參加戒嚴任務或反對強硬對付民眾而「在隊中表現不好」,令上級把他提前送返原駐地。更有人公開反對戒嚴並在軍中宣傳,軍方最終安排他轉業。縱然人數很少,但這些明顯持反對立場的人都在清場前被調走了。

李曉明隸屬的39軍116師部隊,早在5月22日就抵達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記得上級對所有士兵傳達非常明確的指令:「誰要是開第一槍,誰就要對歷史負責。」他認為這就是要防止大家開槍,而且那時大家都有槍沒彈。只是到了6月3日,一切完全改變——不再提不準開槍,唯一命令是「要不惜一切代價準時進到天安門廣場」。傍晚時分,軍隊向軍人們發子彈,李曉明說當時軍隊裡有不同聲音,各級指揮官的演繹和執行都不同。「但作為職業軍人很正常地想,你發槍又發子彈,又要不惜一切代價,就是包括開槍這個選項了。」同一時間,各種各樣關於「軍人被暴徒打死」的消息透過官媒在軍中廣傳,李形容對一些同袍來說「開槍就像復仇似的」。

外面風聲鶴唳,但是相反的,當天他所屬的軍車隊以緩速行駛,每當遇到群眾堵路就主動停車甚至後退,還得到群眾掌聲。可是入夜以後,槍聲在北京市內響起,幾乎再沒有民眾圍堵他們了。他說:「老百姓害怕了,但其實我們部隊很希望有老百姓堵著我們。我們都明白面對的是不是暴徒,而是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而且大部分當時都是和平的示威著。」

1989年5月20日北京開始實施戒嚴令,圖為民眾包圍一輛正前往天安門廣場的軍車。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 / dpa

被同袍押進天安門

這一夜,對許多人而言非常漫長,也有人無法活著看到六四的黎明。李曉明的39軍部隊一直在北京市,卻比軍令晚了整整一天才到達天安門。「6月5日戒嚴指揮部派出另一軍團(38軍)處長,帶著一輛車,士兵架著機關槍,把我們押進去天安門廣場。」

那時士兵都在清掃「案發現場」,因為清場在前一天已經結束,李沒有在廣場上發現屍體,但在散滿一地的雜物中看到染血的褲子和棉襖,褲上更有彈孔。他引述:「有士兵跟我回報說,在地上發現好幾灘血。」而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台階和石柱都被輾毀,坦克的履帶印清晰可見。這一幕,是深印腦海30年的畫面。

另一個無法忘卻的片段,發生在6月7日。當時他們正在執行第二階段任務,抓捕學生領袖和「暴徒」。晚上在一所小學裡駐扎休息時,對面的教室忽然傳來三聲巨響。李曉明和同袍馬上沖出房外,目睹兩名軍人拖行一名倒下的軍人,沿途留下一灘長長的血跡,把地面染紅。原來是有士兵擦槍走火誤殺同伴,但「上級說成外面有暴徒開黑槍打死他,他後來被稱為烈士,軍兵也沒受處分,政府和軍隊明顯在說謊」。

四年後,他終於無法忍受困擾他的矛盾感,選擇離開軍隊。但是他發現這樣還不夠,他感到離開中國的必要。幾年之後,他搭上了出境的飛機,一去就是二十年。離開軍隊和中國以後,李曉明依然帶著愧疚活了30年。「雖然我沒有開一槍,但作為當時服役的軍人參加這個經歷,當時還是覺得很內疚很慚愧。中國解放軍扮演了很恥辱的角色,不是政治風波,而是犯下殺人的罪行。」

坦克在北京市大街上行駛一幕,路旁有大量嚴重歪曲的自行車。圖片來源: 64memo
六四以後,中央軍委向戒嚴部隊頒發的「首都衛士」紀念章。李曉明移居澳洲後,把所有紀念品捐予墨爾本博物館永久保存。圖片來源: Li Xiao Ming

辭職書寫歷史

已經移居澳洲快20年的李曉明,是極少數願意作證的加害方。他認為即便過了這麼久,六四本來的面目仍未很完整的拼湊出來。為此,本來任職電子工程師的他兩年前毅然辭職,花了兩年完成著書,能填補一點缺口。「作為一個見證人,我有歷史責任把證據寫下來。」

「特別是我兩個兒子不知道這段歷史,他們在澳洲長大生活未必相信。坦率講,在今年之前很少跟他講(六四經歷)。今年我有很多採訪邀請,我就叫他們Google我的名字瞭解一下。老大看了很有感觸,為他爸爸自豪,他應該也覺得我做了正確的事。」李曉明2000年到澳洲攻讀碩士,第一次公開自身經歷時仍是中國籍身份。雖然後來入籍澳洲,但還是面對中國政府的壓力。曾經有領事館人員接觸他說:「你應該顧好自己家庭,不要參與這些活動。」為了保護中國國內的朋友,他回國時也只好盡量避談六四。

「很多人就算有良心,最可能也只能保持沉默。」回首昔日同袍,李曉明如此慨嘆。當年他所屬的隊伍原本是國家重點部隊,但因為沒有執行軍令,不少長官以後也仕途平平或離開軍隊。

今年五月中旬,他第一次踏足台灣,用三個星期時間馬不停蹄出席紀念活動。身為免於「被沉默」的人,連日來重複宣講著這段對不少台灣人來說陌生的歷史。但他最想講的是這番話:「對受難者家屬,我應該向他們道歉。希望六四早日平反,開槍殺人的凶手在法庭受審判,讓死者靈魂得以安息。」

「中國經濟發展了,還是個極權獨裁國家。當年學生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權,現在還是沒有過時,要實現了六四才能真正平反。」往日在軍車和槍口對面的運動參與者,如今與這位前軍官站在同一陣線,對於未來,他們看法很相近。「我覺得早晚要平反的,這些普世價值早晚會在中國大地實現。但我今生看不看得到,坦白講我很悲觀。」

李芊(發自台北)

六四30年﹕難屬淚憶至親奠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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