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劉開明先生，我們今天的話題圍繞中國國有企業職工利益。前一段時間吉林通化事件，還有昨天河南林鋼工人唯堵事件，這些事件的背景都是國有企業進行重組或是賣給民營企業，或是宣佈破產。而工人要求獲得相應的合理的補償，領回拖欠的薪水，以及醫保養老金等等。中國的國有企業改制重組破產的高峰應該是在上世紀90年代。那麼為什麼在10幾年後，接連發生國有企業工人大規模的社會洩憤事件？

劉開明：應該說大規模的改制是在99年到2003年這段時間是高峰。現在應該說都是以前比較好的企業，這幾年經濟不善，所以繼續推進。就國企整個機制來說，很難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所以在去年金融危機爆發的情況下，有許多國有企業，包括過去風光一時的鋼鐵企業也面臨虧損的大問題。所以之前一直在推進的國企改革，特別是把虧損企業推向市場的工作就在去年底到今年進一步加速。但在改革的過程中，實際上一直是政府主導。所以在企業轉制的過程中，沒有真正關注到利益相關群體，特別是受到企業轉制影響的工人的利益。

德國之聲：8月14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了《關於在企業改制重組關閉破產中進一步加強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企業改制中依法依規地落實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 權等的落實。現在發出這個通知是否能起到什麼作用？

劉開明：我覺得不會有太大的作用，因為按照有關法規，國有企業改制和重大思想都應該是向職代會公開的。也就是職代會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有權得到有關訊息，同時有權參加有關轉制。但在中國過去60年時間，工會並沒有以工人的代表進入到利益博弈中，而只是扮演了搞文藝活動啊，福利等的組織者或視勞動動員者角色。並沒有去代表工人利益談判。所以雖然我們有工會，在國企裡有職代會，而且有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去保障工人的執行權，參與權，但是工會和職代會的角色一直是不明確的。現在雖然強調職代會的參與，但由於工會並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所以據我的觀察，不會有太大作用。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企業裡的工會更多的是組織文藝活動，發些福利物品等。那麼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保障勞工權益上一直以來起的什麼作用呢？

劉開明：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要起的是政治的作用。在國家層面代表工人階級的群眾團體，所以作為國家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中央層面，在政策法律的制定方面，它也扮演一個政治角色。但是政治角色，在中國是講政治顧大局，首先是政府的政治決策，黨的有關政策。所以工會的任何決策必須是配合黨和政府的決策實行的。所以它不是代表工人去跟改制決策的執行者談判，而是配合地方黨委來說服動員工人來符合政府的有關利益。這個時候，應該說工會是缺位的，它並不能代表、真正關心工人的利益。

德國之聲：中國社科院的於建嶸教授發表過許多有關中國勞資關係，勞工利益等問題的文章，其中認為"社會洩憤事件不能算破壞社會穩定"，您怎麼看待這一觀點？

劉開明：我認為是這樣的。因為有政治取向才能導致社會的崩潰，僅僅是洩憤的話，是因為老百姓心中有不滿，有不平，他宣洩出來了，就會趨於平和了。所有的洩憤事件都有具體利益，所以它沒有超過具體經濟利益的政治企圖，它對整個社會並不會構成一個大的破壞。所以最重要的是有關的決策者，應該顧及到工人的利益，工人的不滿，讓工人的不滿有宣洩的渠道，同時照顧工人的利益。

德國之聲：那要做到就像中華全國總工會發的通知中說的，切實保障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等，您認為應該從什麼地方做起？

劉開明：非常簡單。就是落實中國有關的法律。包括從憲法，到勞動法到工會法有關的規定，讓工會真正代表工人。當政府決策跟工人利益不一致的時候，不應該代表政府游說工人，而是代表工人同政府和資方協商、溝通和談判。它只要代表工人的利益，就會獲得工人的信任。這實際上並不難，只要回歸法律的規定，落實法律的規定就可以了。

作者：謝菲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