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報文章寫道：「對於刑事犯的子女來說，太陽村是他們的希望，他們可以留在這裡。中國有一百萬兒童沒有父母關照，他們的父母不是關押在監獄，就是被判處死刑或已被處決。國家無視這些孩子的存在，沒有保護他們的法律，沒有人對他們負責。中國的法律嚴酷無比，但日常的潛規則更為無情。罪犯的孩子遭到社會的唾棄，對罪犯的仇恨一下子就轉移到無辜孩子的身上。

這些被遺忘的孩子是張淑琴後來發現的。她在監獄中工作了十年之久，出版一份監獄報紙。與在押犯談話時，她很快發現，這些被判無期或死刑的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放心自己的子女，有的女犯人為此變瘋了，男犯人越獄，只是為了再看一次自己的子女。九十年代中期，當時四十多歲的張淑琴放棄了她的警察前程。她說：『我不僅是獄警，更是母親和女性。』她的同事離開警察是為了多掙錢，而張淑琴在中國一個接一個地籌建兒童收容所，她並沒有得到國家的任何幫助。太陽村是她建起的第六個、也是她每天親自管理的最大收容所。」

與此相反，中國通常家庭的子女面臨的是學業負擔過重、嚴格篩選和等級劃分的教育制度。日報在觀察了這一制度後寫道：

「中國的父母不惜為子女的教育付出自己最後一點財產。這更加重了子女的思想負擔。調查表明，中國家庭把三分之一的收入用於子女教育。40％至50％的農村家庭生活狀況是：家裡很窮，因為有孩子上學。在八億人口的農村，每到開學時賣掉家具和電視機湊錢交納高額學費的事很正常。學費被視為對未來的投資，家長要求有成果，期望子女得高分，上好學校，今後有好工作，父母老了有依靠，這使子女產生巨大的責任感。

中國的教育有明顯的等級區別。許多貧窮的家庭把子女送到除了幾本書就沒有任何教材的學校，而城市資產階級的孩子上的是上流精英學校。教育界中早就盛傳中國家長的錢大有可賺的說法，裝配有高科技實驗室、現代化體育設施和供應高級套餐的私立學校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教師往往在國外留過學，水準高於公立學校教師。許多家長想以此擺脫公立學校學生負擔沉重的處境。

但正如一名把兒子送到私立寄宿外語學校的家長所說，這些學校猶如『高級瓶子裝同樣的酒』，他已把孩子送回公立學校。」

(本文摘自其它德語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歡迎讀者來信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