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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對香港、台灣的政治態勢

2012年3月26日

香港於3月25日選出梁振英為新特首,中央干擾選舉引港人眾怒;近日國共也提出「一國兩區」概念。中國學者吳祚來撰文,認為中共當局應該給予港人真正的自由;而台灣民主也應成為中國民主示範。

The next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 celebrates after winning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at a vote counting station in Hong Kong March 25, 2012. An election committee of 1,200 Hong Kong notables picked Beijing-loyalist Leung as the city's next leader on Sunday following an election campaign marred by scandals and a tide of public discontent at a high degree of perceived interference from Beijing over the "small circle" poll. REUTERS/Tyrone Siu (CHINA - Tags: POLITICS CIVIL UNREST ELECTIONS)
香港特首選舉圖片來源: REUTERS

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

香港的特首選舉昨天在港人的抗議聲中結束,梁振英以689票當選,在發表勝選宣言時,他表示期待與另外兩名候選人合作,以服務於香港,並誓言要致力於香港民生,親民、陽光、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並強調上任後,香港人今日所享受的權利,絕不會改變。

歷史陽差陰錯,給中華民族留下了港澳台這些多元政治的基地,台灣使中華民國這樣的政治形態得以苟存,而港澳,則一度曾是殖民地的政治形態。倡導"一國兩制",與其說是鄧小平的政治智慧,不如說是鄧小平的現實精神與妥協精神,使這樣的政治形態得到大陸主流社會承認。如果按照只有一個中國的說法,那麼,這個大中國並不是一黨天下,而是多元政治"共存分治"。這樣的個政治局面不是執政者的刻意安排,而是歷史留下的政治遺產,如果面對這樣的政治遺產,如果利用得好,中國就能獲得文明進步,如果不顧世界民主憲政潮流,堅持專制保守,那麼國家民族必將付出沉痛代價。

香港的政治經濟地位,無論怎樣高估都不過分,因為它近百年來,特別是中共建政以來,它一直扮演著中國政治與經濟文化與台灣及世界之間的臍眼紐帶角色。如果沒有香港,就不可能有深圳的改革試驗區,如果說,香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使數以十萬計的大陸逃港人獲得生存機會的話("生存紀"),那麼,香港在八九十年代,則使大陸收獲了巨大的經濟發展機遇("發展紀"),現在,香港應該進入影響中國大陸的第三紀,就是"政治紀"。

近期香港因為特首選舉,而進入多事之春。德國之聲3月23日報導稱,近日的幾條消息卻令香港人恐慌與憤怒,其一是著名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周五刊登致傳媒及市民公開信《不要逼我挺梁》,稱《成報》篡改他評論行政長官選舉的專欄文章,其二是信報老闆李澤楷被有關方面"興師問罪",被曝光後,引發輿論廣泛關注。

因為香港已經回歸,所以有關方面覺得家門口的孩子應該管一管,而這樣的管一管,或讓香港媒體自律,或直接打電話讓媒體配合,這在一些人看來是自然之理,但香港人卻認為侵犯了自己的自治權,一旦公權越界,就會沒有邊際,所以對於自由敏感度高的香港人,必然出現反彈,而公眾的反彈,大陸又不能用對付大陸民眾的手法處理。如此這般,不如像對待台灣政壇那樣,真正鬆手,使其政治生態順乎民意,通過尊重香港民意,來取信於香港民眾。大陸政治家應該聽信這樣一句話:如果退路沒有了,那麼,就進步吧。政治改革上進一步,便會海闊天空。

是通過學習港台,使大陸民主進步呢,還是通過大陸的經濟影響力,使港台向大陸政治形態靠攏?這是大陸當政者應該深思的議題。香港的經濟自由港地位,得益於其經濟的高度市場化自由化,香港的廉政公署獨立運作,司法相對獨立,保證了香港政府廉潔自律,即便有特首免費坐了富的人遊輪,或通過關係租住了豪華公寓,也會被獨立機構一查到底,最終會迫使特首道歉並改正,香港大學的教授自治,使教育品質與學術影響力與世界名校比肩,香港人爭取更多的自由度,包括政治改革,雙普選特首,儘管被延滯,但2017年,必將獲得雙普選直選權利。

儘管香港街頭經常有各種遊行示威活動,儘管香港校園裡學生政治行動一波又一波,但這體現的是香港民間政治的活力,而這種活力與自由精神,直接影響著香港的地方政府形態,使香港的執政者不敢怠慢於公眾,只能透明公正地行使自己的公權力。它使特首與各級公務人員廉潔自律,但起來是約束了公權力,但對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生態,對各級公職人員,又是某大的福祉,他們既免受腐敗的誘惑與困擾,又免受意識形態的折磨與內鬥。反觀大陸,只要政治風波一起,就會人人自危,社會恐慌,城門失火,池魚遭殃。這就是政治不公開透明、司法不獨立造成的惡果。

香港已然無法接受潛規則。香港學生組織發出的公告說,希望能發起全港大專院校集會,於特首選舉投票日前一晚,即三月二十四日晚,在香港會展中心對面的法院門外空地舉行晚會,通宵扎營直至選舉當日,抗議小圈子選舉。而對媒體的打招呼式的管控,也只會激起香港媒體反感,使有關方面失信於香港公眾。這些在大陸通行的暗實力,一旦在香港運用,就會遭到迎頭痛擊,為什麼,因為香港畢竟是開放的陽光社會,容不下任何危害自由與公正的管治方式。不干預會出現新聞事件,而干預呢,不僅會曬曝新聞事件,還會疊加出負面新聞事件。即,你通過政治權力,在干預香港應有的社會自由。

愛香港,就應該尊重香港的政治自由,大陸要學習的是自由生態中的政治文明,而不是通過慣有的高壓內控方式,使獲得自由形態的地區,聽命於自己的政治意志。這樣,香港傷不起,大陸,在世界日益增長的政治自由趨勢下,也難以逆轉。

台灣是怎樣的一個"區"?

媒體報導,吳伯雄是3月22日在北京跟胡錦濤舉行國民黨和共產黨第五次高層會晤時正式提出"一國兩區"概念的。他說,台灣現行的兩岸人民關係法條例是以"一國兩區"概念為法理基礎的。吳伯雄在隨後的記者會上解釋,台灣憲法的條文關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本來就是大陸地區,台灣地區的概念。

儘管"一國兩區"概念早就有人提出過,而且在台灣還有爭議,但兩岸三地現在事實是一國兩制,或一國四區(大陸、港、澳、台),從制度層面上講,是一國兩制。無論是一國兩制還是一國兩區,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政治遺產,任何人無法迴避。

鄧小平談一國兩制,是終結毛澤東時代的武力統一台灣的戰爭思維,從尊重現實格局的角度,將兩岸政治問題擱置起來,化解兩岸戰爭焦慮,意在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分治狀態。由於種種原因,鄧小平時代沒有在兩岸問題上取得重大進步,而江澤民時代與胡溫時代,開始了兩岸三通進程,胡溫時代由於面對的是溫和的國民黨馬英九當政,所以,也通過懷柔的政策,在經濟文化上與台灣有更多的交流,甚至通過幫助台灣農民,政治性的購買台灣農產品,來增加大陸的善意。

但台灣不是中國的經濟特區,台灣更像是一個政治特區,中國無論如何經濟強大與崛起,都不可能收購台灣,也不可能通過經濟文化的影響力,使台灣屈從於大陸的政治意志與政治形態。由於台灣的相對獨立性與隔海相望,所以大陸對待台灣的島內政治,沒有像對待香港那樣,貼身影響,這樣的距離感,使台灣民眾不至於像香港民眾那樣,時時會表現憤怒,不時會通過遊行示威抗議大陸的一些暗廂操作或疑似內部管控。大陸通過與台灣的博弈,已充分意識到,越想通過自己的某些暗中影響力影響台灣,效果越適得其反,因為只要相關訊息被曝光,就會造成台灣民眾的逆反心理,就會造成逆向效應。中國大陸採取隔岸觀火的方式,既使台灣政治生態祥和理性,也使台灣民眾對大陸不至於反感,而越走越遠。

2008年馬英九當選台灣最高領導人之後就明確表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經過數年的民生試驗,兩岸在"民族"和"民生"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共識,現在兩岸共同應該面攻克的難題是 "民主"和"人權"的政治形態。

兩岸問題終究是政治問題,政治家最終要通過政治方式來解決兩岸面臨的重大關切。現在,兩岸在精神層面上實現了某種統一,譬如吳伯雄、連戰等人,在大陸尋根問祖,不僅參加對黃帝的公祭,還尋找自己的祖居地或祖墳緬懷、祭祀,基於歷史或血緣上的認同,一直被認為是中國人的信仰層面上的內容。在信仰與人文歷史層面上,基本實現了共識與統一。在歷史問題層面上呢,胡錦濤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時,承認國民黨在抗日戰場上的主導地位或主戰場角色,從而一改毛澤東及其後時代,對國民黨抗日不置一詞的漠視歷史的方式,無疑增強的兩岸的政治互信度。

現在兩岸的認同,有血緣認同,文化國家認同,還有對孫中山的認同,對九二共識的認同,但政治認同與政治統一的日程表又在哪裡呢?要實現政治認同,必然要在政治價值追求上有認同,是國共兩黨探索出一個重的中國特色政治模式,還是尊重自由民主憲政法治的普世價值?這是擺在兩岸政治家面前,特別是中共領導人面前的最大議題。

現在兩岸致力於建設福建平譚試驗區,這片土地相當於四個香港大小,曾經是福建人離境偷渡之地,2011年,中國國務院批准特區建設,媒體稱這個特區比特區還要特,特區的副市長級主任將聘任台灣人,台灣的車輛與貨幣可以在島上使用,《新新聞》雜誌稱,平潭實驗區還有一項"政治性開放",就是允許島內電子和平面媒體申請"落地",一旦成功,未來有機會和福建及大陸南方電視台並頻,將覆蓋4億人口以上。

兩岸政治家意欲何為,似乎盡寫在新的規章規則之中,但兩岸沒有政治互信度的今天,台灣在野政黨必然視其為經濟滲透影響台灣,從而俘獲台灣的戰略,而大陸呢,也並不承認其政治特區的地位,完全視其為經濟特區。

兩岸的政治家需要政治上的頂層設計,僅僅靠局部的經濟與政策性的扶持台灣,已然沒有戰略性的意義。

其一,兩岸政治家需要重述從前,既然都認同孫中山,那麼,就應該致力於民生之上的民權憲政建設,民權建設,就是順應民意,兩岸政治家要通過民主方式,在憲政基礎上,制定兩岸五年、十年、五十年政治規劃或政治改革與統一的日程表。

其二,國共兩黨應該用懺悔的心態,對待國家民族,1945年後,兩黨重慶談判,沒有使國家進入民主憲政和平時代,反而造成戰爭災劫,兩黨只有致力於新的民主憲政建設,才能減輕歷史罪責,重新取信於民。如果兩黨執意於兩岸經濟,而在政治進步上無所作為,那麼,兩黨就是合謀自己的統治地位,而不是致力於兩岸政治文明進步,這是兩岸公眾應該警惕的態勢。國共兩黨應該懂得,半個世界之前兩黨如何撕裂中國,他們就應該回到原點,找到造成撕裂國家的根源,通過政治修復,通過新的政治生態中的競爭,獲得自己的執政地位。

其三,中國執政黨佔有國際優勢與版圖優勢,應該更為主動與寬容,兩黨應該重溫自己對人民的誓言,就是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新中國,兩黨都反對一黨獨裁,都倡導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這些都應該重述與落實。如果兩黨都迴避歷史,迴避應有的政治共識與價值追求,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有政治文明的希望。

中國應該將台灣看成一個政治特區,這個政治試驗區通過艱苦的政治實驗,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現在,應該將其政治試驗成果看成中華民族的政治成果,其政治改革的經驗應該兩岸共識,從蔣經國先生的政治解嚴,到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治競爭,到馬英九的和平執政,使人們看到,中華民族是可以搞民主憲政制度的,多黨競爭不僅不會造成政治動蕩,不會造成政治清算,只會使這片土地融入世界文明政治之林,贏得世界人民尊重,使國泰民安。偉大的政治家,需要偉大的想像力與政治魄力,以及偉大的決策與行動能力,政治改革不可怕,蔣公經國先生已行垂範了後世。

如果政治家啟動中國的政治改革,以台灣為試驗區成功樣板,未來五年,兩岸領導人將共同擁有諾貝爾和平獎,本世紀影響人類的最偉大事件,非此莫屬。

作者:吳祚來

責編:吳雨

作者簡介:吳祚來,文化學者,專欄作家,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社長,著有《文化是一條河流》、《中國古典藝術觀照》、《通往公民社會的梯子》等多部文集與專著。多次被評為年度百名公共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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