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社會和生態問題出發的中國新一代民權人士中，胡佳也許是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中國的民權人士與八、九十年代的異議人士不同，他們投身具體問題。由於中國當局和安全部門討厭這些發出警告和頑強提供社會救助的人，對他們施加壓力，他們才往往發展成為政治活躍人物。"

"當局對他的迫害之所以引起了全世界的憤怒，是因為他絕非一名出自思想意識或可能履行反共使命的職業異議人士，而是一個為改善中國社會而鬥爭的道德高尚的年輕人。在談到自己從事政治活動的原因時，他曾說過，他'不能忍受一切不公'。毫無疑問，胡佳不愧薩哈羅夫獎得主的稱號。"

柏林日報的評論指出，在授予胡佳大獎的問題上，歐盟議會沒有屈服中國政府的壓力，"這樣做很好"：

"誰獲得薩哈羅夫獎，這由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員、而不由北京的幹部們決定。對於中國來說，在國內封住批評人士的嘴很容易，所以使國外聽到中國民權人士的聲音就更為重要了。在中國，人們就可以更容易聽到他們的聲音。為了防止出現這一局面，北京對布魯塞爾以及不久前在奧斯陸對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都施加了壓力。

但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中國發出的這兩次警告都是紙老虎。尤其令人注目的是諾貝爾和平獎，最佳人選胡佳沒有成為得主。究竟有什麼後果值得奧斯陸的評獎委員會害怕呢？同樣對歐盟的威脅也沒有實質內容。"

新蘇黎世報的評論員認為，"北京的慣用威脅姿態沒有能嚇住歐洲議會，這很好。歐中關係不會因此而崩潰。"但他也警告說，不應"在世界公眾的櫥窗裡批評中國"：

"這種大型批評行動不僅使中國領導人、也使中國人民感到屈辱，所以更為重要的是公開明確地說出要說的話，在處理對中國的日常政治和經濟關係時，不應該對中國俯首聽命。這就是說，面對中國夥伴，西方政治家和經濟界領袖應該象中國人那樣，有自我意識，說出自己的信念。如果總是三緘其口，不僅沒有尊嚴，而且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對於共同生存和繁榮來說，這樣做既不聰明，也十分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