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尋找替代性意識形態

中國在以政治實用主義為特點的「鄧小平理論」指導下，經過近三十年的經濟改革，將中國提升到一個真正的戰略強國地位。儘管人均產值仍然排在世界末端，但是總體經濟實力的上升使得中國在全球化經濟領域中有了抗衡美歐日的本錢，並正在製造著一個「大國和平崛起」的神話。「鄧小平理論」可以用兩個無條件來概括：無條件維持政治穩定，無條件促進經濟增長。

中國發展模式因為維持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卓有成效被國外經濟學者概括為「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雖然這一概括並不全面和準確，但是它至少說明，「中國發展模式」開始具有了一定的事實合法性，而自八九年以來，西方對這種拒絕向自由民主政治轉型和在人權問題有嚴重缺陷的發展模式持道義批判態度。不過也應該看到，道義上的批判並沒有妨礙西方政治家和企業家與中國打交道，美國的「圍堵中國」的聲音更多地是侷限在國會裡。

無條件促進經濟增長不能帶來無限制的經濟增長，那些被忽視或壓制的非經濟條件遲早要反過來制約經濟發展。中國政府在積極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吏治腐敗、貧富兩極分化、環境污染、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和頻發的抗議性「群體事件」越來越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諧社會」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胡溫政權上台後提出的試圖緩解社會矛盾的替代性意識形態。

一場帶有實驗性質的改革如果持續了三十年，就變成了一種常態，就不能再把它當成一個通向某種更好的目標的過渡狀態，而是需要一種新的認知方式。這一認知是雙重的，它包括外部對系統的認知和系統內部的自我認知。「北京共識」就是對這種實驗與改革的外部認知，而中國當政者一貫採取的「不爭論」的策略已經不能夠「與時俱進」，因為一方面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到了不可迴避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階段，另一方面當政者也看到了經濟改革帶來的執政合法性資源需要轉化為理論資源的必要，以便為正在發生的和今後聲音只會更嘈雜的「主義之爭」定調。另外，對於中共來說，再狡猾的「中國特色」的理論改造也不足以掩蓋正統馬列主義已經被拋棄的事實，「三個代表」其實早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樣被看穿為其實「沒有戴一塊表」，尋找一種替代性意識形態已經成為當務之急。由此看來，海外媒體所說的「十七大前民主大討論」和「十七大將啟動政治改革」的猜測並非是沒有根據的。

從鄧小平的「不爭論」到胡錦濤的允許爭論

自胡溫掌權以來，中共對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上的「出位」言論採取了容忍態度，例如可列為「太子黨」的劉亞洲頻頻放炮，在一些政治敏感話題上言論自由大膽，矛頭甚至直指江澤民和胡錦濤，但他不但沒有被整肅，反而跳躍式地晉升為空軍副政委。民間的志在充當思想庫的學者中，也有不少人像像仲大軍一樣，公開稱「整個中國改革的過程是個『洗錢』的過程」。

2006年春節前後的「冰點」停刊事件固然是中共沒有放鬆意識形態管制和新聞管制的一個佐證，但同時它也是一個中宣部失去話語霸權的歷史性標誌。「冰點事件」中，用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的話說，是「中國第一次出現了新氣象，那就是各派政治力量和思想觀點統統登上舞台。在過去的中國，任何事情從來都是一邊倒，沒有反對派，沒有社會力量參與，只有官方意志和官方力量的表現，現在是社會力量參與到政治事務中來了。中國的右派和左派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旗幟鮮明地亮出自己的思想觀點和左右社會局面。」

被稱為北京智囊的中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最近在人民日報的理論刊物「人民論壇」上發表文章，被海外媒體解讀為提前宣告了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改革決心和改革路徑。那些被稱為「智囊」的人物對中共高層決策到底有多少影響和作用，是一個大可討論和探究的話題，但汪玉凱在文中提出的如下說法值得注意：「不要認為十六大以來，新一屆領導人沒有改革，其實他們一直都在改革，從樹立理念、重塑信任開始，改採取的一系列舉措，已經是沒有打出政治體制改革旗號的政治體制改革。」

中共政改思路到底有幾條路？

雖然沒有打出政治改革的「旗號」，但是汪玉凱卻透露出中共對政改的「底牌」，那就是「在不實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以外，找到有效的政黨政治形式，找到有效的權力制約的架構，找到有效的保證人民能夠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具體形式」。縱觀那些真真假假的被稱為北京智囊人物的言論，不管他們對中共政改思路進行了怎樣的詮釋，最後都沒有越過「不搞多黨制和三權分立」這一底線。

向左就是倒退，而中國沒有退路

在固守這條底線的前提下，中共政改的路徑實際上已經基本上沒有多少值得猜測的秘密可言。首先可以排除的是重返馬列原教旨主義和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意識形態，因為不管三十年的改革是摸了多少顆石頭趟過了多少河，中國社會總是在越來越遠離毛式路線。雖然民間有「新左派」在活躍，但是他們只是在道義上為中國兩極分化的改革負面效應的一種反抗，本質上是一群知識精英採取的反精英的大眾立場，而他們所代言的「大眾」究竟有多少同質性因而可以被視作一個「階級」也是大可懷疑的，就像我們不能說中國社會可以簡單地劃分為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而且，如果我們是在談論一場政治改革，那麼指的應該是某種進步意義的東西，這是一個最起碼的概念共識。事實上，即使有所謂的能被新左派代言的「大眾」，他們當中也不會有多少人認真地會認為中國應該退回毛時代。對毛時代的懷舊現象更應該被理解為是對現實的不滿表達，而不是要求退回文革時代的政治訴求。

向「右」轉，別轉九十度

「冰點」事件時，一篇署名楊南和題為「中宣部：一次災難性的『勝利』」的文章認為中國改革「有兩條路擺在前面」，一條是「民主政治+自由市場經濟」，另一條是「集權政治+壟斷市場經濟」。雖然楊南認為這兩條道路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都有了階段性對應，實際上「民主政治+自由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土地上還沒有出現過，而「集權政治+壟斷市場經濟」則可大致對應改革的初期。即使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是可以用質變來衡量的，那種以政治操控一切政治與社會生活領域為特點的「極權」統治已經不是中國社會的特點了。

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經濟是所謂的在民間思潮中與新左派相對立的「自由主義」派知識分子提倡的中國未來之路。相對於新左派，「自由主義派」在學理上有著強大的優勢，這也與民主自由在全球視野下佔據主流話語權的態勢有關。「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是分裂的：一方面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主導經濟改革的勢力，另一方面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因為對極權與專制的直接挑戰而被官方視為大忌。

迄今為止最能為一個政治制度提供合法性的自由民主價值體系只在中國的知識精英中佔有主導地位，普通大眾對自由主義的體會更多的是對改革成本的「不公正」承擔和改革創造的社會財富的「不公正」分配。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精英雖然在中國公共話語空間中大有消解官方操持的話語體系的趨勢，但是他們在政治上卻被視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激進分子，他們只有在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時起到了「謀士」或者「智囊」的作用，而同時他們又恰恰是作為經濟學家，成為了改革帶來的不公正後果的替罪羊，為大眾所懷疑。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尷尬命運也決定了中國政改不會九十度向「右」轉。說中國的改革是「打左燈，向右轉」，這樣的描述只在中國還沒有進行政治改革時還比較形象。

「和諧社會主義」與可「控制性」社會民主

觀察近來中共官方媒體，可以發現將中國式民主視為一種事實模式的定位觀點。「人民日報」的「人民論壇」4月26日刊登中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劉熙瑞文章，稱「中國的民主模式已經確立」。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鄭杭生在「中共中央黨校學報」今年第2期上稱中國正在崛起的是一種「新型社會主義」。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孫晉中呼籲「現在是認真思考和看待中國式民主的時候了」。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將中國式民主定義為一種「增量式民主」。

這些能代表官方政治學術思潮主流的觀點實質上都把中國式民主定義為一種能保持社會穩定的、促進經濟發展、可控制性民主。這一「中國式民主」與「西方式民主」的分界線在於「不搞多黨制和三權分立」。汪玉凱用「和諧社會主義」來概括「中國式民主」，指出它的意識形態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民主權思想」，它的兩條主線分別為「和諧社會理論」與「社會主義民主理論」。

「社會主義民主」稍加變通，就成了「民主社會主義」，而「民主社會主義」稍加變通，就成了源於歐洲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文字游戲可能性，它保證了中共能夠在保持意識形態正統的延續的同時暗渡陳倉，在必要時從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中抽取為我所用的元素。

所謂的「和諧社會」一說，就是嘗試用中國化的概念去替代西社會民主主義中強調社會保障和公平分配的政治價值觀。「和諧」僅僅是中國人樂於使用的一個文化標籤。把「和諧」看作是中國特色，實際上是來源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西方式的籠統概括，如西方在看中國文化時，常簡單地「天人合一」當作中國傳統精神的核心概念。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李光耀挑起的「亞洲價值大討論」中，「和諧」成為了一個對抗西方價值傳統的亞洲價值觀的賣點。

重建文化自信與中國歷史的再次書寫

不管中國是否真的已經有可以與美國和西方抗衡的國力了，但是現在的經濟增長確實給中國帶來了大國的自信和希望。「大國崛起」光有經濟上的實力還不夠，還需要文化上的自信心的重建。在百年的現代化運動中，中國與西方相比始終處於落後狀態，而這種落後是否是因為文化傳統造成的，也是個百年爭吵不清的話題。於是，當中國覺得有了作為一個大國與西方平起平坐的資本時，就希望將現代性與傳統文化之間建立一個新的解說關係。

中國的大國意識和被引以為驕傲的數千年不間斷的「文化民族」意識使得領導中國現代化的精英階層不甘心全盤西化，而是要建立一個基於本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價值體系，特別是政治精英階層，他們需要從傳統中尋找合法性資源和身份認同資源。對於中共政治改革來說，對傳統怎麼解釋並不重要，可能甚至最後向西方價值觀趨同，但重要的是打著從傳統中來的名義。受到官方鼓勵的「美女學者」於丹帶動的「論語」熱，反映的就是上至廟堂下至草根的用「中國正宗」演繹現代性的熱切願望。

並不能說在體制內議政的知識分子就自動成了「政府智囊」，但是中國傳統中謀士、說客、諫言的書生議政傳統即使在八九民運遭到鎮壓的情況下仍然沒有中斷。八九年作為一個分水嶺，不妥協的自由派異議知識分子或者流亡海外，或者在中國被邊緣化。自由派異議知識分子的被排斥並沒有妨礙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公共話語空間的傳播，特別是適逢網路时代的到來為「左」的和「右」的思潮提供了便利的民間傳播和交鋒渠道。雖然中國的網路是世界上受檢查和封鎖最嚴密的網路，但這並沒有扼殺各種超越官方規定軌道的思想發出聲音。

另外，「知識化訊息化時代」也是中共認同的對時代的特徵表述，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也被賦予獨立的學術研究地位。對於「文科類」人才的重用是胡溫時代的一個精英選拔特徵，這明顯有別於鄧小平和江澤民的以「工程師治國」為特色的技術官僚時代。現今在中國最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大都是五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他們一般都受到過西方學術訓練，能用去政治化的語言與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國問題。他們的工作一方面是對西方理論的一個漢化，通俗地比喻便是「應用軟體的漢化」，一方面試圖在意識形態的廢墟上重新建立描述中國歷史和社會的新話語體系，嘗試發掘和提供屬於中國自己的現代化意識形態，這裡將之比喻為「作業系統的汉化」或者開放出「純中文作業系統”。

「漢化」賴以的資源主要來自歷史和文化傳統。草根大眾的網路「惡搞」和通俗文化的「戲說」歷史劇在消解官方書寫的歷史，而易中天、於丹等歷史新解通俗講座順應了對中國歷史再認識與再書寫的大眾需求，「走向共和」則是具有新保守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以「正說」歷史的方式顛覆官方史觀。「冰點」事件的起因也是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以「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向官說歷史發難。如何解讀歷史，就看你是如何解讀現在。

主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掌握解釋權和定義權

十七大的政治改革不管是貼上什麼樣的主義標籤和走什麼樣的路徑，都不會是一種挑戰火導致將來挑戰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根本性政治變革，除非胡錦濤效仿蔣經國，走「以獨裁結束獨裁」的「自殺式改革」道路。

與台灣不同，中國官方定義的中國特色或者中國國情實際上就是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現代史上百年衰弱，經濟改革是全球化進程中提升國力的最後一次機會。中國還沒有嘗到過民主制度的好處，但是在歷史上卻充滿了亂世的教訓，「不能亂」就成了中國歷史提供的首要政治智慧，像什麼「德治」或者「無為而治」等只能是在太平盛世才可以拿來清談或者實驗。

中共在事實上拋棄了馬列正統意識形態後，面臨著如何將無產階級革命性政黨轉變為執政的大眾政黨的轉型任務，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都是從權力合法性上重新為黨定位。但是，「三個代表」和「新三民主義」都未能說明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問題，中共其實唯一的合法性資源就是保證了不發生大的社會振蕩的同時持續穩定和高速地實現了經濟增長。這一社會穩定固然是以壓制政治異見和犧牲社會公平為代價得來的，但是中國人並沒有一個在自由民主與社會公平的雙重條件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擺脫貧困和經濟增長的親身體驗，因此在政治上的實用主義態度和經濟上的增長為中共提供了一個「兩害權衡取其輕」的事實合法性。

在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上，馬克思主義也好，鄧小平理論也好，江的「三個代表」也好，抑或是胡的「和諧社會」，只要能在旗號上不否定歷史傳承延續的合法性，什麼主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要壟斷對主義的解釋權和定義權。十七大上，「和諧社會主義」可能被作為中國式民主模式推出，甚至還可能被具有官方智庫背景的學者追捧為超越了西方民主的最先進的新型民主。但是，「和諧」既不是中國社會現實的適當描述，也不是一種政治體制的合法性來源。「和諧」可以是民主政治的一個結果，但絕不是民主政治的預設目標和必要條件。

非民主政體缺乏權力上道德合法性來源，這並不妨礙非民主政體下的政治領導人可以有追求「良政」願望。這裡先不做經驗事實上的判斷，即「和諧社會」口號下政治現實與政治理想的差距有多大(甚至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認為，差距是很大的)，而是試圖去理解「和諧社會主義」的類型特點，那麼不妨可以認為它是一種更像是被稱為「良政(good gorvernance)」的東西，而不是一種民主政治。黨內民主也好，總書記差額選舉也好，鄉村直選民主也好，加強人大功能也好，都是一種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可控制性」政治改良，政治穩定是它的最終目的，因為它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根本條件。「開明的獨裁者」，是人們唯一能從這一政治改良中期待的結果。

「和平崛起」與「和平演變」

因為價值體系的不同和現實主義利益衝突，西方對中國崛起的不信任和遏制性反應使得中國執政者對引進西方民主制度十分謹慎，他們擔心民主化可能是西方設下的一個陷阱，最後導致中國領土的分裂和經濟上的依賴性和能源上的依賴。於是就形成了一個吊詭－西方越是急切地向中國銷售民主人權，就越發引起中國政府對「和平演變」的警惕、逆反和抵觸，而中國政府的抵觸和反動反過來越發讓西方相信中國的崛起是可怕的。「文明衝突」論者亨廷頓的著名理論是民主國家間無戰爭或者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很小，這使得西方對一個非民主的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大國崛起而感到恐怖。而中國為了能得到一個「和平崛起」的環境，也必須在固守的同時面對西方的壓力作出讓步，例如死刑權收歸最高法院，奧運期間新聞採訪開放等。

對於西方的顛覆的警惕使得中國政府在對待政治反抗運動上最忌諱政治反對派與國外聯盟或得到國外的支持，無論是在網路还是在現實中，只要是與國外有某種瓜葛，就會受到控制、壓制和鎮壓，這一情形並不會因為十七大啟動政治改革而有什麼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