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由於中國預計在1月8日全面開放邊境，您如何看待目前全球對中國國內新冠疫情持續上升所做出的反應？與三年前新冠疫情剛開始時相比，這些反應有什麼不同或相似之處？

博明：這是習近平上任10年以來，第一次對他的其中一項標誌性政策做出根本性的調整。這很不尋常。習近平應該是無懈可擊的。他不會扭轉自己的立場，而現在我們剛看到中國近期歷史上最重要的其中一個政策扭轉。

有幾個因素造成這個結果。中國經濟正處於直直落的情況，而其情況比官方統計數據所顯示的要糟糕得多。根據官方統計，去年第二季度，GDP增長為0.4%。你可以想像，中國的實際GDP增長率肯定有非常明顯的下降。

另一個造成中國政府扭轉防疫政策的原因是，清零政策本身已站不住腳。除了中國領導人之外，世界上每個人都很清楚這一點。新冠病毒正在中國蔓延，而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甚至比早期的病毒更容易傳播。

第三個因素是勇敢的中國公民和學生走上街頭，參與現在被稱為「白紙運動」的示威行動。這顯示中國人們已經受夠清零政策了，他們冒著難以置信的風險走上街頭髮聲。這是自1989年以來，中國各地的城市與校園首次發生示威行動。我認為當這三個因素結合在一起後，它便穿透了習近平的訊息泡沫，迫使他放棄一項顯然是失敗的政策。

鄢唐：我認為我們正帶著一種自滿的情緒進入2023年。每個人都想相信新冠疫情只是另一個感冒或流感。不過，新冠病毒本身還沒有表現出我們通常看到流感會呈現出來的情況。當大流行性流感發生時，各地會有大量的感染，但這個流感之後會成為季節性。三年後，我們並未在新冠病毒中看到這個特性。

目前，中國基本上讓新冠病毒在全國肆虐，而這將在整個地球上再次激起波瀾，特別是隨著中國開放邊境，來自中國的人們可以離開並去其他地方。雖然有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旅客在入境時進行檢測，但我不確定這麼做有多大好處。我確實認為，病毒只要有複製的機會，每次複製都有可能變異。如果你感染了新冠病毒，我從你身體裡取出所有病毒，這些病毒不會都是一樣的，因為它在不斷變異。

德國之聲：國際社會對中國一直以來分享的數據缺乏透明度，也存在爭論。從新冠疫情爆發的第一天起，這就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個巨大問題。為什麼數據缺乏透明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博明：當我20年前還是一名報導SARS疫情的記者時，北京對這種新型病原體的疫情做出的反應是非常有問題的。但他們當時的反應，實際上比20年後他們在2019年爆發新冠疫情時的反應還好。

而在新冠疫情爆發三年後，中國政府對目前疫情的反應甚至比2019年時還要糟糕。雖然它不是一個沒有能力學習的政府，但中國政府沒有動力去學習。它的目標不是為了保護公眾健康，而是確保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都要保持權力。

很多時候，這意味著對人民和世界撒謊。這意味著一個月前他們聲稱如此危險的病毒，因為人們再也無法忍受丶上街示威，他們便可以突然說這個病毒沒什麼好擔心的，這是一種普通的季節性感冒，人們不用注意那些每天堆積如山的屍袋。

中國官方的死亡人數這個低，問題不在於他們需要吸取教訓，或他們需要將這些教訓應用至疫情防控。中國政府的系統的本質與真正學習可以幫助公共健康的經驗教訓是相抵觸的，因為公共健康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目標。

鄢唐：中國政府的做法並不像其他世界公民一樣，也就是希望對任何發生的事情都保持透明。透明度真的可以幫助我們減輕病毒的傳播，而我們還需要瞭解很多事情。假設新冠病毒確實是從動物傳播至人類的，在這一點上，各方目前都沒有實質性的證據。

我確信這個證據存在。無論武漢實驗室裡是否有一小瓶病毒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或者它的前身存在某個冰櫃裡。有些人從一開始就提出了新冠病毒可能是從動物傳播至人的論點，但我們也沒有看到任何這方面的證據。

若我們猜測病毒已透過這個途徑傳播，但證據在哪裡呢？我們有看到生病的農民嗎？我們有看到動物生病嗎？當世衛組織進行調查時，他們並未在任何地方發現任何相關證據，雖然他們說這種傳播途徑是很有可能的。

世衛組織目前對中國通報疫情的方式，僅說他們對從中國分享的數字感到懷疑。我認為世衛組織在這方面沒有發揮領導作用，他們沒有幫助全球社會瞭解新冠病毒如何傳播。

德國之聲：我們一再看到，由於中國對國際體系的影響，世衛組織在疫情期間多次受到外界指責。你能談談中國的影響力如何對全球公衛體系造成挑戰嗎？

博明：世衛組織是一個全球性的國際機構，其主要任務實際上是制定標準。他們在幾種不同的疾病上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他們在瘧疾和疫苗接種方面做得很好，但他們並不擅長處理快速流動的大流行病。我們不應該再假裝那是他們的使命，我們可以記住，事實上，目前沒有一個全球組織能夠應對新的大流性病。

世衛組織受制於全世界150或160個國家。美國貢獻世衛組織約一半的預算，而中國政府所提供的金費約世衛組織1%的預算。然而，北京能夠對世衛組織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主要是因為世衛組織身為一個多邊機構的特性。在這個多邊機構中，一個不想合作或分享訊息的參與者，可以危害到其他國家。

這是我們需要銘記的教訓之一。世衛組織應該繼續存在，但也許我們應該對世衛組織相對侷限的功能持現實的看法。我們應該做的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國際機構，以法治作為該機構的支柱，並確保自由社會中透明且負責任的政府，可以更快地分享訊息，以幫助彼此獲得疫苗丶個人防護設備和口罩。

這可能是一個反應更迅速的機構，我們將期待該機構成為真正大流行病爆發時，發動應急反應的機構，而不是希望世衛組織能夠說服北京分享真實的答案。這個情況過去沒有發生，現在沒有發生，將來也不會發生。這就是一黨專政的本質，他們不從事透明的工作。

從字面上看，對這些政權來說，透明度是危險的。他們寧願犧牲全球公共健康，以保持對訊息的壟斷，並試圖創造一種錯覺，即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儘管他們是無能的。

德國之聲：新冠疫情擾亂了全球供應鏈，這對全球供應鏈的復原力也是一個大考驗。你認為世界各國應該吸取哪些教訓？

博明：世界各國應該從這個疫情中吸取有很多教訓，但目前大多數地方都還沒應用他們學到的課題。在許多方面，台灣算是一個例外，因為當每個國家都在對抗新冠疫情時，我想不出有哪個政府在應對新冠疫情的部分，做的比台灣更好。

台灣非常迅速地關閉邊境。過去的學界論述是，各國永遠不要關閉邊境，因為這只會導致疾病向另一個方向發展。但我們現在認知到，關閉邊境可以減緩病毒的傳播速度。

減緩病毒傳播速度是一個有用的目標，因為它為開發疫苗丶在工廠生產口罩和其他類似的事情爭取到時間，所以各國不會面對一個不堪重負的醫療系統。這是台灣做得相當好的一件事。台灣能夠提高其製造這些東西的本土能力，也能夠幫助世界其他國家。一旦他們達到足夠的數量供自己的人口使用，台灣便向美國和世界其他政府出口口罩。

此外，台灣也非常有效的使用數據，但同時，他們也試圖保護人們的隱私。台灣不是中國。在中國，政府可以簡單地要求每個人暴露他們所有的私人數據，並把這些數據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但台灣在這方面做的好很多，而且他們使用的方式是適合民主國家的。

最後，我想說的是，台灣有非常好的醫療保健系統，而這帶來幾個不同的好處。這代表一旦人們生病或懷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他們會立即尋求醫療協助。他們會去醫院，而不是待在家裡，懷疑自己是否有感染新冠病毒，並同時把病毒傳播至家中或社區內。

我認為各國應該更有效利用數據，蒐集與新冠病毒如何傳播相關的數據。然而，目前這些課題仍未被均衡應用。
 

博明是前美國總統川普时期的副國安顧問，現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傑出客座研究員。鄢唐是一名病毒學家，目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ICAP實驗室擔任監測資深技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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