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奇跡以犧牲農民地權為代價

時值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宏觀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城鄉失衡現象已經瀕臨矛盾激化點，嚴重威脅到和諧社會的長治久安。如何將七億農民拉進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軌道，如何盤活農村土地資產、增強內需，從而突破中國經濟長期"外向依附"的瓶頸已經成為決策層亟待攻克的難題。據2007年公佈的一份調查數據，中國失地農民高達4000多萬人，且以年增300多萬人的趨勢飛速膨脹，正在發展成為一支新的貧困生力軍。尤其是從1988年開始，中國建立了土地有償使用制度，農民分享土地"農轉非"增值收益和資本化收益的權利被政府剝奪，房地產開發商勾結地方官吏強佔民田的現象異常突出，這也是90年代農村經濟凋敝和農民生活艱難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中國城市卻在上演開發區和特區經濟日新月異的"奇跡"，這些"奇跡"正是以地方政府和強勢集團剝奪《憲法》所賦予的農民地權為代價。

曾經致信朱鎔基總理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中國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認為，中央政府應該認真總結90年代以來在土地立法和政策上的教訓，"擴大農民地權一定要抓住兩個核心：一是要讓農民佔有更多地租增值，二是要讓土地成為農民的發展資本。抓不住這兩個核心的任何制度安排，無論是什麼'化'或是再延長承包權70年或是永佃制或是永包制或承包權物權化，都可能是假保護農民地權之名，行剝奪農民地權之實，是一種'制度性'欺騙農民、便利強勢階層剝奪農民地權的'技術性'手段。這種情況90年代以來頻頻發生，是一定要加以防範的！"

土地集體制還是私有制？

普遍認為，提高農民收入離不開擴大農民地權，但具體到"土地流轉"的方式問題上，"左"、"右"兩派展開了異常激烈的論戰。以李昌平、溫鐵軍、潘維、賀雪峰等為代表的"左派"學者主張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改良土地制度，堅持《憲法》規定的"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不動搖。他們認為農民土地產權不可能像城市房產一樣"自由交易"，而以中國目前的城市化工業化現狀，短期內不可能提供給幾億進城農民穩定的就業崗位，一旦土地大規模流轉，在現有社會保障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可能形成大量失地流民，進而危及社會穩定。

以秦暉、黨國英、吳敬璉、厲以寧等為代表的"右派"學者則主張弱化集體權利，將土地權利逐步乃至最終完全交付到農民手中。其中，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日前在《南方都市報》發表長文《十字路口的中國土地制度改革》，指出"土地私有制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遏制官員圈地。"秦暉認為，在新時代，土地私有制是目前可以選擇的各種方案中相對比較好的一種方案，因為"在把地權交給農民之後，有權勢者不能想搶就搶了。我覺得當今中國農村最嚴重的就是這個問題。自從稅費制度改革之後，農村問題的核心就是土地問題。"

集體化，但不要被集體化

毋庸置疑，土地私有化的主張有利於資本下鄉以及農村生產要素的整合，對中國實現農業現代化、加速金融產業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但是這種"公司＋農戶"的經營模式遭到了左派學者的痛斥。李昌平指出，"學界右派"的構想存在著致命的弱點。例如，《憲法》不支持土地私有化，《承包法》也只承認農戶承包權30年，如果不修改《憲法》和《承包法》，一步到位的私有化主張是行不通的。此外，在政府和社會強勢集團與民爭利的環境下，單個農民根本無力保護私有土地產權。"現實情況是法律和政府並不能有效保護農民私有土地產權，農民必須依靠'村民小組'、'經濟聯合社'等集體組織團結在一起。"

對於李昌平所講的集體化，秦暉基本持贊成態度，但前提是要有真正的集體。"要實現這一點，我覺得比土地私有制還要困難。"秦暉稱，中國的土地制度本來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是這樣的：村官可以隨意賣地，但"被集體化"條件下的村官和村民的利益並不一致，這就導致很嚴重的問題，例如廣東的"達濠事件"。正是因為農民為了這種問題上訪的越來越多，政府後來才提出"地政垂直化管理"這個說法。現在再把它下放回來，那和90年代初的情況不是一樣嗎？因此，"問題的關鍵還是'被集體化'。如果'集體'本身就已經侵犯了農民的權利，你再給這個'集體'增加權力，那它對農民權利的損害不就更厲害了嗎？"秦暉提出，"農民要有'結社'權和'退社'權，在形成'集體'這個方面要有更多的進步。"

對此，左派學者譏笑說，這一"理想主義"的方案並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強制推行或用非正當手段"和平演變"，農村社會將演化為強勢集團和體制內極少數當權者聯合專制社會，"共產黨將會逐步失去農村和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