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瓦西－阿赫邁德‧庫瑞希(Wasi Ahmad Kureshi)站在巴基斯坦胡茲達爾區的一個報亭前，這時走來兩名男子向他開槍射擊，事先沒有發出任何警告。他中了兩彈，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死亡。凶手謀殺這位記者的動機和背景至今仍不明朗。

而墨西哥"圖盧姆快報"的主管豪爾赫‧阿爾貝托‧維拉茨奎茲‧洛佩茨(Jorge Alberto Velazquez Lopez)遇害的經歷則不同。他的印報紙刷廠被縱火襲擊，他本人也收到過謀殺威脅。他的報紙此前不斷揭露高級政府官員的腐敗。有一天，一個開著摩托車的人突然對洛佩茨掃射，這位報人當場喪生。

以上只是維也納國際新聞研究院年度報告收集和調查的一百多件案例中的兩例。這家由出版界和新聞界聯合組成的機構自1951年起在全世界範圍內對打壓迫害記者的事件進行調查。納奧米‧漢特(Naomi Hunt )是這家機構的工作人員，她是這樣評價去年的遇害記者名單的，"我相信，世界變得對記者來說越來越危險。我們看到，特別是衝突地區，有越來越多的記者被蓄意殺害。"

對於記者來說，最危險的國家卻不是伊拉克或者阿富汗。去年，菲律賓和墨西哥各有11名記者遇害，在索馬利亞有九名，巴基斯坦八名，哥倫比亞六名，俄羅斯和宏都拉斯各有五名。殺人凶手往往都能逍遙法外，"在墨西哥，有一次在被害記者的屍體上竟然放了一張聲明凶手身份的公開信。這是對准备發出聲音或想站出來講話的人的警告。"

那麼，是不是遇害記者犯了什麼錯誤，例如他們在不該去的地方進行了調查或者見了不該見的人？維也納國際新聞研究院的納奧米‧漢特明確表示："我相信，危險的是去寫出真相和講真話。哪裡都有界限，但是在有的國家，這些界限是模糊的。大部分情況下，最危險的是對國家最高領導人或者對一個政黨提出批評。"

對付記者的手段早就不僅僅限於肆無忌憚的謀殺，"特別是在中東和北非，當局慣於用國家安全法來對付記者。時政批評被當成是煽動民眾，這導致了新聞機構的自我審查。"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制定出嚴格的但同時又是含糊不清的法律，這為將不受歡迎的記者關押起來提供了方便。例如，維也納國際新聞研究院指責伊朗政府對出版物實行審查和禁令以及對外國記者實行不公正的審判甚至刑訊。

儘管如此，納奧米‧漢特女士並沒有看到記者因此而不敢再從事危險的調查或揭露犯罪的趨勢。相反，面對死亡威脅，記者們仍然勇於拿起筆作武器，"這樣的鬥爭很有價值。我們知道，媒體在每一個國家都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這就是鬥爭的意義所在。"

作者：Wolfgang Dick/瀟陽

責編：瀟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