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30年前的7月15日，台灣當局長達38年的戒嚴令終於解除，從那一天起外匯不在管制、人民可以自由組黨結社，宣揚其他其他政治思想等也不再視為犯罪，台灣的自由年代正式起步，爾後也促成了民主化，直轄市長與總統先後正是民選，人民權力開始擁有權力。

而在30年後的7月15日，中國沈陽一處焚化爐，將病故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遺體被迅速火化。隨後，劉曉波的骨灰灑在大海中，官方表示這是"當地風俗"，劉氏家族甚至出來召開記者會，對此表示這是尊重家屬遺願，感謝共產黨的"人文關懷"，隨後匆匆離去。

這些畫面與說法，讓台灣人有種似曾相似的感覺，曾幾何時的戒嚴時期，許多台灣人因為爭取自由，而被當局不明就裡、或栽以莫須有的罪名，關押到自然"病死"甚至當場"槍決"，隨後被當局政府自行宣佈疑犯"有悔意"，面對接受"法律制裁"。如今台灣人再度看到這樣的景象，只會更加深認為"絕不能回到那個年代"。 30年前與後，台灣與中國的政治生態已截然不同。

曾經的白色恐怖

台灣的戒嚴令始於1949年。1947年時，國軍與共軍在大陸戰場交戰，國民黨政府宣佈國家進入"動員戡亂"，動員即全國總動員、戡亂即是戡平匪亂。然而，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最後被迫撤退到台灣後，隨即發布全台灣戒嚴令，從此讓台灣的自由思想受到束縛，白色恐怖時代的冤獄不計其數。

直到1970年代後，國際局勢風雲變色，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灣的黨外勢力日漸蓬勃，主張要求解除戒嚴聲浪日益高漲。 1980年代過後，台灣的抗議浪潮已然成熟，黨外人士也在1986年自行組成民進黨挑戰當局，也讓蔣經國決定解嚴還政於民。最終在1987年時，台灣官方新聞局長邵玉銘代表政府，宣告台灣地區38年的戒嚴令正式解除。

仍有困境待解決

至今30多年下來，台灣的自由與民主思想深植人心，尤其時新世代的青年，都認為這是他們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台灣縱使完成了許多政治改革，直接民選出自己的領袖，還是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

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的教授梁文韜，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表示，台灣解嚴30年，現今想要走更獨立自主的國家路線，但是跟30年前相比，中國因素的改變很大。目前中國已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思想控制卻日益嚴厲。除在國內完全控制輿論外，海外的收買人心也在持續，不少台灣、香港的媒體，或多或少都有中國資金或是影響力在其中。如何與中國這個"巨獸" 相處，關乎到台灣民主的未來。

  

劉曉波病逝中國民主受挫

而從中國角度來看，劉曉波的過世，無疑更讓中國的民主自由腳步遭逢巨大打擊，台灣解嚴當時擔任的新聞局長邵玉銘就認為，中國的方法相當"不聰明"。他向本網表示："其實當初就請太太領諾貝爾獎，然後劉曉波有求醫的需要，就讓他出國，就像一般民運人士對待即可"。可是到最後，中國當局關押他到病情不能拖延，被檢查時已經是肝癌末期，他認為中國就像"抱炸彈在自己懷裡"，最終只能落人口舌。

面對中國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是否還有民主自由的契機？梁文韜自己則表示"很悲觀"，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政府"喜好權力鬥爭"。梁文韜說："中國的百年建設小康社會"理想已經消失，他們現在做事不考慮正當性，"只要我活得下來，所有手段我都可用，包括陷害、栽贓，他們高層就是在彼此猜忌，然後看誰先下手，坦白說，就是回歸山林的叢林政治"。

 "中國定型的國際觀"

邵玉銘則說，中國領導人要思考的是，國家經濟蓬勃發展下，人民教育水準一定不差，不閉關自守，廣納開明的知識份子才是第一要務："當時我們政府部會首長幾乎9成都是留學歐美歸國的博士"。話鋒一轉他也說："你看看中國的各級官員，外交部官員，有哪幾個是國外留學回來的？都是黨校教出來的，國際觀就是'中國定型的國際觀'。"

而今，外界都在高度關注的是，今年中國的十九大，是否會有更清晰的第六代接班輪廓。但專家們都認為，中國的不定性因素太多，除非國家發生重大天災，如飢荒等，否則未來中國的高壓統治，權力不下放人民的態勢依舊明顯。梁文韜表示："中國人民的自主意識覺醒才是最重要，由下而上的逼迫自古以來都是政治演變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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