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12月3日踏入27歲的周庭，這天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網上發出兩篇長文——告訴全世界，她決定棄保流亡，不再回港。選擇在生日公佈這個消息，身在多倫多的周庭接受DW專訪時說：「這是對自己有像徵意義的一天，老一歲之餘，也是一個新開始，做一個對自己很重要的決定。這個帖出了就不能回頭。」

其中一篇文章配上在海灘上自拍倒影的菲林（膠片）照，其實拍攝菲林相片是周庭最近兩年才培養的新興趣。除了洗底片帶來的驚喜，更重要是一個自我治療，透過攝影鼓勵被情緒病纏身的自己踏出家門。她告訴DＷ：「在香港那幾年我非常的孤獨，很無助，感覺身邊大家都不在了，尤其跟情緒病和政治形勢有關。」

周庭和黃之鋒、羅冠聰同屬前「香港眾志」創黨成員，是香港著名社運面孔，精通日文的她在日本也有極高知名度。自2021年6月反修例案件刑滿出獄後，她便徹底消失於公眾視線，社交媒體亦不再更新。經過一番困難找到工作，疫情期間在家上班，工作以外她幾乎都躲在家不社交。「剛剛出獄心情有放鬆，始終見到親友了。但沒想過原來放出來以後，自己的狀況會變得更加惡劣。」

三年無法克服的敲門聲

原本已有焦慮症、驚恐症、創傷後壓力症的周庭，離開監獄後仍因國安案被沒收護照，須每三個月到警署報到，後來同時患上抑鬱症，要持續服藥和看醫生。「發病時在家一直哭，攤在床上看著天花板，覺得全世界只剩自己一個。」她形容那時的自己「什麼都不想做，不想見人，沒有目標，又不能離開，恐懼又迷茫」。為免互相連累和在監視壓力下，她自入獄後便斷絕所有社運圈朋友的聯繫。

剛剛出獄時，周庭在街上見到銀行解款車會很害怕而要繞路走，因為想起載著她這些「甲級重犯」的鐵甲囚車。驚恐症每每突然發作，她會凝視家門深怕有警員敲門或破門而入，或想東想西擔心一不留神被捕；有時候洗澡、看劇集時都會發作，「恐懼感很真實，害怕得整個人顫抖」。周庭說：「到今天當我叫外賣時，還是會在訂單上寫明『don't knock'（不要敲門），以免外送員放下食物後敲門，因為我真的真的很怕聽到那聲音。」

這些日子維持了兩年多，即使遠走加拿大，後遺症仍伴隨周庭，她至今都無法克服敲門聲帶來的恐懼感，又經常作惡夢見到國安和警察。縱然周庭早年已有多次被捕經驗，她直言：「很多人以為我的創傷後壓力症源自坐牢，其實不是，是來自2020年那次被國安抓捕的經歷。抑鬱症原本也沒有的，是出獄後2022年才出現。」

香港剩下驚恐 再發聲為邁向自由

周庭因參與反修例示威於2020年11月與黃之鋒等一同被還押，自此超過三年沒有接受訪問或公開講話。周庭接受DW訪問時向記者表示，這是她宣佈流亡後的第一個廣東話訪問，笑言很緊張，甚至說起來有點生澀。「曾經常常說的中文政治語言，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說過了。」

從被國安帶到深圳「參訪」、寫悔過書和感謝信，到考慮是否如期回港向警方報到、決定流亡後是否公開，她都有過掙扎。她固然不想當天在深圳的照片和信件成為「愛國證據」，更不希望當局利用她作為工具說服其他被捕者馴服。

經過這三年的經歷，周庭說真切感受到自由和安全的重要，「希望能自由地活，不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打破三年沉默，她說背後是一個拷問內心深處的問題。「這幾個月無論在香港或多倫多，我經常思考：究竟自由是什麼？要怎麼做才能邁向自由？」

她回想到加拿大的這幾個月，因為各種顧慮甚至不敢跟任何朋友說。「當一個人不能說想說的話，要隱藏自己的存在，即使我在一個自由的國家，那還不是自由。那自由於我來說是什麼？我現在的答案是，可以說想說的話，所以再次發聲是邁向自由很重要的一步。」

在九月取回護照成功出境時，永遠離港還不是周庭的選項，現在香港於她有另一番感受。在多倫多落地數月，周庭未有思鄉之緒，當被問及故土時，她沉思了好一會才回答：「現在想起來心情非常複雜，因為香港是我愛的地方，我一生都是香港人，它一生都是我家，我也很喜歡香港人。」她深呼吸接著說：「但同時經歷這三年，香港已變成充滿恐懼的地方。我覺得很可悲，它是我的家，卻有家歸不得，只剩下驚恐。」

赴加後國安問有否「黃人」接觸

周庭稱警方提出要求她隨國安到中國內地一趟，以換取護照出國升學。她當初聽到這要求時非常驚訝，但認為沒有選擇餘地。她曾經直接問警員「是否一定要去」，對方回答「是」，並禁止她把此行告知律師和親友。於是一行七人於八月到深圳「一日遊」，她憶述參觀改革開放展覽和騰訊總部的時候現場清了場，更安排職員專門為她導覽介紹。

警方要求她寫悔過書、感謝信和「參訪」深圳，都是在她提出到加拿大升學後才提出，全部都在今年發生。寫悔過書則猶如默書，有警員在旁指示抄寫內容，要為以往參與政治懺悔並承諾不再涉足，不再接觸前學民思潮及眾志成員。到加拿大後，周庭說香港國安至今只聯絡過她兩次，分別都是到埗初期。第二次聯繫時，國安問當地有沒有「黃人」（意指「黃絲」、支持社運人士）接觸她，周庭否認，及後沒再通訊。

周庭是在入獄前的2020年8月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安罪被捕，但沒被起訴。同一批被捕人士還包括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公司高層、社運人士李宇軒等，黎智英案本月即將開審。周庭透露，除了她被捕當天錄取的口供，往後每次報到時警方問話都與案件內容無關，而是收集她個人及身邊人士的資料情報。「就像要令你覺得，『老大哥在看著你』。有時候會問你有沒有跟某某人聯繫，意在散播恐懼，變相警告你不要跟這些人接觸。」

對於香港特首李家超指控她是「外國代理人」，斥責她獲警方「寬大處理」個案卻出賣誠信，保安局長鄧炳強更指她或影響其他被捕者。周庭否認是「外國代理人」，稱所有決定都與他人無關，反駁三年來一直被侵犯自由權利，沒有一件事是「寬大處理」。她質疑：「如果香港真是法治社會，奉行無罪推定，我未被起訴根本不應是犯人。政府用法律以外手段迫我做不自願的事，加害人反過來裝成受害人說我欺騙你，是強詞奪理。」

面對傳媒連番查詢，李家超、港府及警方皆沒有回應國安攜周庭返深圳一事是否屬實。

無悔投身社運十年：追求自由沒錯

周庭稱選擇到加拿大升學沒有政治因素，純粹考慮學科而決定。早年計劃參選立法會而放棄居英權的她，現時只持有香港特區護照，澄清沒有申請政治庇護。即使到了地球的另一邊，不需面對警察上門的恐懼，但她坦言未完全感受到自由和安全。中國在海外的秘密警察令她憂慮，特別是公佈流亡消息後會更加謹慎。對於有關家人的問題她也份外小心翼翼，絕口不評論。

作為只是離港三個月的流亡人士，周庭說仍能明白在地港人的感受：「國安法下的壓抑不止是社運圈，而是香港人所共同面對的。」她希望透過自身故事，讓世界更關注香港。現在的周庭精神狀態反覆，驚恐症和抑鬱症仍不時發作，希望先專注學業和療養身心。她把香港的新同伴——菲林相機，一起帶到彼邦繼續以攝影療傷。昔日的她是個嗜好繁多和喜歡學語言的人，短期內她最希望重拾一些被迫放下的興趣，例如繼續學韓文。

由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學時代投身社運的周庭走過十年，自言性格從以前「比較有希望」變得「不太正面」。她和不少前戰友或流亡、或入獄，但所付的代價依然令她無悔：「起碼我們令很多人知道這些價值有多麼重要，即使香港距離我們想達成的香港愈來愈遙遠。」

「就算現在回看這十年，縱然有很多痛苦和挫折，情緒病、坐牢、被國安扣押很可怕，到今天不能再回家的時候，依然會覺得自己所做是有意義和對的。」周庭接著說：「追求自由不是錯的事，追求基本權利也不應是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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