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但這攝影機對你來說實在是太沉了！」這是麥棠紐（Sophie Maintigneux）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經常聽到的一句話。這位德裔法籍攝影師（代表作品《綠光》Das grüne Leuchten，《女性的戰爭》Krieg der Frauen）多年來一直在爭取行業內的男女平等。這位屢獲殊榮的柏林人表示，強調生理差別的大男子主義雖然已在片場逐漸銷聲匿跡了，但男女機會依舊不平等：「女攝影師還是太少了。」

在德國目前只有10％的攝影師是女性。女導演的情況也並沒有好很多。「在規模較大的電影節上女導演的作品仍然不夠。例如，在好幾屆戛納電影節上沒有一個女導演的作品入圍正式競賽單元。」奧地利電影製片人阿爾伯特（Barbara Albert）舉例說。

她的新電影《活著的》（ Die Lebenden）入圍了本屆多特蒙德科隆國際婦女電影節（2013年4月14號落幕）。該電影節為女性電影製作人提供了一個珍貴的平台。對阿爾伯特來說婦女電影節是一個「政治需要」，「女導演的作品銷量不好，商業評估低。」今年在多特蒙德和科隆婦女電影節上展出來自30個國家的女導演的100部影片。對於其中的很多人來說這是他們唯一展示自己作品的機會。電影節的活動還包括研討會、講座及討論畫面構圖的工作坊。

電影節是跳板
今年麥棠紐與她的同事古蒂昂斯道銻爾（Birgit Gudjonsdottir）一同主持這樣一場討論會：「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自我展示以及談談我們的工作。」 麥棠紐同時也在科隆媒體藝術學院（KHM）當教授。她鼓勵自己的學生要無所畏懼。「只有我們嫻熟於電影技術，我們的藝術才得以存在。我試圖說明，這些技術並不複雜，沒有理由因此而害怕。」在電影學校，女性的狀況逐漸有所改善，新生代也在不斷成長。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攝影師得到公眾輿論認可。最近兩屆德國電影獎的最佳攝影師獎項都由女性獲得。 「這樣的獎勵非常重要，」 麥棠紐強調。

阿爾伯特也持類似觀點：「畢格羅（Kathryn Bigelow）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幾乎是一場革命，」她補充道。讓阿爾伯特青雲直上的是她於1999年執導的電影《北環》（Nordrand），該電影榮獲多項國際大獎：「我職業生涯中決定性的一刻是，本片曾在威尼斯電影（雙年展）上放映」她說。麥棠紐的發跡也開始於威尼斯，她執導的《綠光》獲得了1988年的金獅獎。此後，她與國際著名導演戈達爾（Jean-Luc Godard）和科利爾（Michael Klier）均有合作。阿爾伯特和麥棠紐這兩位女導演都堅信：這些電影節是重要的跳板。應該讓更多女導演參與其中。

然而，女性在電影節上展示的機會太少並不是唯一的問題：「女性無法獲得資金來源，」阿爾伯特補充說。如其他行業一樣，電影界的女性也有一道他們難以穿透的「玻璃天花板」。多年來致力於爭取國家電影基金的阿爾伯特表示，在這一領域內也應該引入硬性的女性配額。阿爾伯特解釋說，有了這樣的配額，女導演的競爭壓力就相對較小。隨著女導演的增多，她們的創作空間也會增大，對於失敗的恐懼也會減少。因為：「在這種創意行業，偶爾失敗是人之常情。」

女導演的機遇與挑戰
麥棠紐也希望攝影機背後的女性更加自信：「做女攝影師就意味著要領導一支團隊以及承擔相應的責任。許多女性都因此望而生怯，會想：『哦，天哪，這種事我肯定做不來。』」類似的情況也會在發展中國家拍攝工作中出現。麥棠紐也曾在阿富汗工作過：「這些國家沒有女攝影師，（所以當我出現時）當地的團隊總是有點驚訝。」但她至今沒有在任何地方因此而碰到過難題：「女導演也吃得開是因為人們很快意識到，女性也很專業而且她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她建議年輕的女同胞們，在這種情況下千萬不要膽怯：「只要尊重當地人，工作起來絕對可以很輕鬆，不會有問題。」

女性在電影界的發展機會在不斷增加，包括在國際上。德國的年輕電影人卻有一個問題，一個許多其他專業的女同事都會遇到的問題：想要孩子的願望成為「事業殺手」。 「我觀察到，這個問題讓我所有的女學生都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旦她們有了孩子，就要把自己的事業擱淺兩到三年，否則她們將沒有充分的時間照顧孩子。」在電影界照顧孩子的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幹我們這行的，經常要在外面跑，工作時間也不規律，每天至少要工作12個小時。」在德國，這種情況下帶孩子幾乎不可能的。這是種「自然淘汰」，阿爾伯特批評說。

對這兩位女電影人來說，平等對待不是電影美學的問題，而是平等參與的機會。麥棠紐最後再次強調「女攝影師的攝影技術（和男同事的）毫無差別。只是讓她們得以表現的機會少之又少。」

作者：Marie Todeskino 編譯：安靜
責編：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