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歐美國家，二戰的結束日是1945年5月8日納粹投降日，而今年(2005)的5月8日就是二戰結束60周年紀念日，為此歐美國家的各種紀念活動已經陸續開始，媒體也開始為之造勢。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那一天才堪稱二戰結束。難道二戰有兩個結束日嗎？

針對這一問題，姜義華教授在接受德國之聲電話採訪時說：「二戰有兩個策源地，一個是歐洲的德國，一個是亞洲的日本。日本從1931年製造『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盧溝橋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在東亞動手要早得多。而英美等大國對日本採取了姑息的政策，他們的總體戰爭思維是希望日本把矛頭指向北面的蘇聯。日本在中國的得手也鼓舞了希特勒在歐洲動手。不過，日本在中國發動戰爭，其它主要大國並沒有捲入，沒有形成世界大戰的影響，但是與二戰的關係卻非常密切。『七七事變』是二戰的一個重要導火索，而直接的導火索是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因此，可以按照約定俗成的說法，說納粹德國1939年9月1日入侵波蘭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日。但是雅爾塔會議上，美國蘇聯和英國明確宣佈要共同對日本全面作戰，因此二戰的結束日期應該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那一天。把納粹投降作為二戰結束，是從傳統上的歐洲中心論的角度書寫歷史。」

在德國之聲中文網紀念二戰結束60周年的系列中，「中國與二戰 － 一個未完結的話題」一文提到了中國民間人士提出的一種大膽的觀點，即認為「中國靠自身力量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中國也並非抗擊日本的主戰場。只有美國才能打敗強大的日本海軍」。沒有美國，中國不可能贏得抗日戰爭嗎？應該如何理解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姜義華教授認為：

「當然不能再像以前宣傳的那樣，認為中國取得抗戰勝利依靠的完全是自己。二戰的結束，整個反法西斯陣營都起了作用。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一部分，中國的抗日戰爭對二戰發生了全局性的影響。中國戰場在很長時間內吸引了日本的主要軍事力量，使得日本沒有能更早地發動太平洋戰爭。毛澤東和蔣介石都認為，長期抗戰不僅是為了中國，它對歐洲戰場與整個太平洋戰爭也有重大意義。我們只能說，沒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僅靠中國自身戰勝日本會很困難，不可能很快,但這已不是甲午戰爭年代,中國全民族動員,日本已陷入泥潭難以自跋.」

在同一紀念二戰結束60周年系列中，一篇署名吉田慎吾的文章「日本投降：原子彈爆炸前後」引起了中文讀者的特別注意。這篇文章在總結日本戰敗原因時，沒有提到日本對中國和東南亞的侵略，而是提到1945年5月3日蘇聯單方面廢除了與日本簽訂的中立條約，導致了日本孤身受敵，並認為美軍投放下原子彈是不必要的和不人道的，日本因此也是二戰的犧牲品。這種以受害者的角度來回顧日本在二戰中的角色自然引起中文讀者的不解和不滿。姜義華教授對此說道：

「在日本，有相當多的人不能正視歷史本身，他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輕描淡寫。這些人代表了一種特殊的民族心理，即一個島國的自卑與自大。他們把中國看成是一個弱國，不承認中國戰場是主戰場，心理上認為被美國打敗還說得過去。日本在戰後銷毀了大量戰爭檔案，利用檔案的不完整打造一種悲情。

今天看來，二戰臨近結束時，盟軍對日本的軍事實力有錯誤的估計。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認為日本的軍事實力依然很強大，因此才答應了很多史達林為出兵中國東北而提出的條件。其實，那時的日本關東軍已經相當虛弱。根據我看到的新的歷史材料，關東軍那時已經沒有什麼很強的作戰能力，裡面有很多兒童兵。蘇軍能在中國東北摧枯拉朽般地取得勝利，不是蘇軍有多強大，而是日軍已經不行了。等美國打到日本時，日本已經沒有什麼防禦力量，與固守外島時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今天回過頭來判斷當時的局勢很容易，而當時則不那麼容易，對於美軍來講也是。不扔原子彈，戰爭可能還要打三、五個月結束，也可能一個月就結束，在那時作出判斷很不容易，事實上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保持了當時的判斷。

當時也有這樣的背景，那就是美國在大戰快結束時，有搶佔戰爭勝利份額的考慮，因此在判斷有無必要投入原子彈時，不能完全排除美國用原子彈顯示自己的實力的因素。」

德國之聲中文部的編輯注意到，在紀念二戰結束60周年文章系列中，西方史學界更願意二戰中的日本定義為「軍國主義極權政府」，而不是使用「法西斯帝國主義」一詞。難道二戰中的日本政權不是法西斯主義政權嗎？

姜義華教授認為：「法西斯政權和軍國主義政權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在這一點上，中國史學界也稱日本為『軍國主義』政權，因為這一概念突出了軍隊在當時日本政權中的作用。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就形成了軍國主義的傳統，這種傳統通過軍隊和民間的浪人傳承下來。戰時的日本軍部對日本的國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而『法西斯』一詞來源於義大利，德國納粹也稱自己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帶有歐洲性的意識形態特點。」

附：被採訪者姜義華先生簡介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歷史與當代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教學與研究。研究的重點：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近現代中外關係史以及中國現代化的各項實際問題。

196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1985年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1994年起任復旦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現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台灣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副會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政協常委、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與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主要著作與論述：

《理性缺位的啟蒙》 (2002)
《中華文化通志》(主編)
《史學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8
《中國文化發展前沿問題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0
《上下五千年》（四冊）（兒童故事版）少年兒童出版社 2002-09
《章炳麟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2-05
《史魂——上海十大史學家》,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2-04
《胡適學術文集》,中華書局 2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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