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從6月9日到16日的一周，香港公民為反對修改所謂逃犯條例舉行了三次大規模遊行和集會，參與抗議的民眾規模從103萬到200萬，不僅成功迫使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一改此前的驕橫而發布書面道歉，並無限期推後修例，也再次吸引了全世界對香港地位和民主狀況的空前關注。

如此巨大規模的、持續性的和平抗議，不僅創下香港1989年之後三十年的最高紀錄，縱觀全球二十世紀以來所有的街頭抗議，也屬罕見。雖然中共當局要員上周齊聚香港、研判局勢和民情，卻很難令外界相信目前香港市民的階段性勝利代表中南海是在真正瞭解香港民意、也理解所謂香港問題後做出的讓步。在香港洶湧民意"反送中"的背後到底是怎樣一種力量能夠動員青年、老年和各階級空前地團結示威，林鄭氏的妥協背後的中南海是在以緩兵之計應對還是可能從此做出香港政策的重大調整，譬如一國兩制在未來將繼續堅持抑或放棄？

畢竟，從2014年香港"佔中"運動以來，連同此次抗議，香港公民社會的和平抗議無例外地都被港中當局各種污名化，或者指為暴動，或者稱有"外國勢力介入"，他們被內地安全機關歸類為"港獨"，視作對中國政權具有潛在的顛覆危險，被中國高層並列為與新疆西藏和恐怖主義相同的三大安全威脅之一。無論是"佔中"運動中佔領旺角的青年，還是上周的抗議市民，都被香港警方污為"暴徒"；香港社會精英如"佔中三子"以及眾志團體的青年領袖也被以暴動罪名判刑，香港出版業和媒體也在高壓下退縮，相關人士或被綁架至內地，或被迫流亡台灣和德國。早在林鄭氏的"修例"計劃之前，香港已經陷入風雨飄搖的恐怖氣氛中。

特別是，香港民眾發動"反送中"、"反修例"運動前夕，中國網路上流傳的一段影片顯示，國防大學少將教授徐焰在一次內部報告中，坦承1997年前夕中共高層和安全機構對香港人民極不信任，以中共一貫的階級分析和結構理論將香港社會劃分為三部分，只有佔香港人口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尚有愛國主義，另三分之二分別屬於1949年和1960年代初先後從大陸逃往香港的資產階級和逃港者及其後代，這部分被認為對中共保留著強烈的仇恨，因而相比台灣甚至西藏、新疆等地，香港民眾都屬於"最壞的"。且不論徐焰將軍的此番言論多大程度上屬於內部教育和宣傳、是否代表中國政府的官方立場，他的結構分析卻很有對歷史的誠實感，頗能說明中共的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的對港政策方法，代表中共在香港問題上從未放棄1949以來的冷戰經驗，即強烈的敵我意識和政權危機感，這些都在2019年初習近平關於政治安全的講話充分體現。

不過，當中美雙方政客在貿易戰逐漸深化、逐漸向貿易議題之外的"結構性"領域擴展的進程中不約而同地談論起所謂文明衝突以來，香港問題的激化似乎正在與所謂文明衝突論互相印證，首先捲入到遠比文明衝突論更為具體、更為全球性的衝突當中，從而自我強化著中美雙方對香港問題的分歧，並且突出香港在此種衝突中的橋頭堡或犧牲品意義。

具體地說，且不論學界或者大眾對所謂文明到底存在著多少種迥異的理解，文明作為一種近乎地緣差異的交織在文化實體和過程的統合形態(syncretism)，如康奈爾大學卡贊斯教授所說，就是一種政治形式。而且，這種政治形式的差異對文明的意義或潛在的衝突，在今天的中美兩大經濟體和全球化背景下更顯得分外突出：從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化進程其實伴隨著美國式的費城體系和費城體系所意味的全球政體。這種政體，從費城的《獨立宣言》開始，就是以國際法的修辭寫成，為擺脫殖民主義而尋求憲政主義的獨立模式，然後影響了1789年、1848年、二戰以後、以及冷戰後的幾波民族國家浪潮，幾乎所有新興民族國家都以費城的《獨立宣言》為模本，而成為一種普世模式，即塑造了全球史，也是全球化的歷史。這就是所謂費城體系。在體系內部，其行為類似咨詢專家，在大部分情況下會引發討論，而不是戰爭，相互之間遵循理性和倫理的競爭和學習，逐漸產生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和聯合國組織、人權宣言、佈雷頓森林體系等為基礎的戰後全球秩序，也就是以費城體系為基礎的全球政體。

相比之下的中國，作為一個更像文明體的國家，在全球政體論看來，只有在超越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范疇、包含海外華人發揮作用的時候，政體這個概念才有意義。而香港，則一直在其中扮演著關鍵的聯結角色，從鴉片戰爭開始幫助中國政權聯結著海外華人和現代世界，具有特殊的雙重性：既是英帝國近似領地地位的屬地，保有普通法的治理模式，也是今天香港人民為之自豪也擔心被修改《逃犯條例》所破壞的根源，也是費城體系的初衷和核心--作為公民權利和自由保障的社會契約--的一個殖民化版本而已，如同美國也是依靠費城體系的一個變形版本--殖民憲政主義統治著波多黎各、關島等等，在中英聯合聲明基礎上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就是類似的一個社會契約或不完全的憲政主義安排，其不完全特性在於特首的產生過程，其基於指定選舉人團產生的正當性與任何一個民主政體都相去甚遠。這也是林鄭氏近乎委任執政的阿基利斯之踵，在彈壓公民抗議不成後立即成為抗議目標的原因。

另一方面，香港還是1949年後鐵幕內中國與世界的溝通橋樑，也是中國政權與所有海外華人聯結的"落腳城市"、1979年後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融入全球化最重要的資金和管理來源，既是中國與全球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的聯結橋樑，也是借助這些海外華人將中國與亞非拉等"一帶一路"地區聯結所謂低端全球化的橋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香港的哪怕有限的憲政主義安排，即其有限的民主和對自由和公民權提供保護的法治傳統，無論在港英時期還是1997年後的港中時期，都對中華政體的穩定和鞏固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政治意義巨大，鄧小平或深諳此點，卻被今天的政客們所忽視。即使中國大陸那些眼光短淺的軍人政客或者負責港澳事務的官僚們，也都知道香港憲政安排的"一國兩制"起碼在很近的未來也直接關係台灣問題，即台海兩岸的關係問題，不可擅動。

 不過，吊詭的是，當篤信唯物主義即以所謂力量對比作為對外關係指針的中共政權，發現中港台三方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後，他們的機會主義動機是如此之強，以至於很快就走向了鴉片戰爭以來清朝政府的老路--背約。在林鄭氏尋求修改逃犯條例前，早有中國外交部門對中英聯合聲明效力的否認和中南海對《基本法》的任意修改，例如所謂第23條問題，急欲廢兩制、求一統，而無視《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法效力，挑戰全球的費城體系。而香港民眾對自身有限自由和公民權利的堅持，倒更像散居民族對中華文明--政體的堅守，雖然不好直接與近代猶太人的錫安主義狂熱相提並論，卻很難排除未來效仿新加坡脫離馬來聯盟。這固然是被中國懷疑為"港獨"的原因，卻是香港人民主動選擇的殖民憲政主義，也是他們被費城體系所理解和同情的根本力量。

只是，香港便因此成為中國挑戰費城體系的一個無法迂迴、跳島的肉刺，"一國兩制"的存廢也就轉換而成"一球兩制"是否可能的問題，港中當局對民眾和平抗議的鎮壓便如同一場背約戰爭。一個威權的、反協商、反自由的中國政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範圍裡可能並行於一個注重權利、自由和協商的費城體系的全球政體，或者將何時、以及如何發生衝突？

這個問題，也許要待中美貿易戰的解決進程和方式，也許在更長遠的未來仍然看不到答案。當香港示威民眾的和平抗議取得了階段性勝利而非大規模流血衝突之後，唯一確定的是：過去一周的大規模抗議，意味著在兩種政體模式之間，因一國兩制而起、圍繞一球兩制所展開的一場新冷戰的開端。當然，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個人的力量雖然渺小，但是從"佔中"以來到上周兩百萬公民走上街頭的抗議卻可能改變歷史，包括全球史。最幸運的結果，作為"一球兩制"的橋樑抑或衝突地帶，香港有限憲政主義的存續，雖然取決於香港人民今天的選擇和行動，卻更大程度地依賴"一球兩制"雙方對新冷戰的判斷和需要，香港可能因此繼續保持其傳統冷戰當中的特殊橋樑角色，在新冷戰的進程中保持其雙重性，作為費城體系和中國政體的重合地帶，同時作為一個戰場和橋樑，以對"一國兩制"的頑強堅守保存其特殊地位，並且發展出香港特色的文明--政治形式。那或許就是所謂文明的衝突吧。

白信為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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