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相對於其秉直正毅的從政風度、身傳言教的學術志業，外界鮮為人知的是：九十年代初，龐建國深感於海峽兩岸民間智識的交流貧乏，也出於對大陸知識同胞的同情，熱心參與台灣學界自發組織的社會團體「中國青年團結會」，並在當時特殊的政治氛圍下數度出任顧問及擔保人。其以勇氣、熱血與社會責任擔當，為良性構建兩岸關係做出深植於人心的默默奉獻。

在初期兩岸遠未達成「三通」的時局之下，每一次邀請出身大陸的海外學者，即是一次冒險與龐雜的事務：不僅因經費短缺有時需自掏腰包，抑或因某些不可控的「意外」，而使組織者們付出巨大的個人犧牲與發展前程。然而，無論時局如何，也無論是其後來出任立委、連戰及宋楚瑜競選總部發言人、馬英九政府海基會等要職，抑或回返大學切實執教，三十多年來，其每年每屆均以謙和誠摯之姿態親身參與陪伴討論。此種精神，也衣缽傳承於其門下學者弟子，譬如遭遇車禍仍堅持籌辦團結會活動、並在風雨中出任數屆會長的青年政治文化學者林奕辰等。 

尤其可貴的是：龐建國先生雖本身屬於藍營政治家及學者，其精心指導的團結會活動卻豐富客觀與多元。其中既包括國民黨、民進黨及眾多小黨如親民黨、綠黨、時代線上的黨部座談會，也包含參觀陸委會、海基會、立法院、外交部等公立機關與廣泛的學界座談。除此之外，紀念台灣民主歷程的二二八公園、鄭南榕紀念館、景美人權紀念中心等，以及基層的原住民文化、台南農家探訪、夜市文化等等也是必不可少的考察項目。正是在其最誠摯的心血之中，眾多海外學者深度體會到台灣社會的實際生活，感受到它的美麗生機與活力，並對台灣的民主轉型充滿同情與敬佩。

直至2020年4月因台灣當局修法而導致該協會因歷史因素解散，幾乎在每屆海峽兩岸學者研討會上，出身中國大陸的各國學者，均對龐建國先生溫文爾雅的風度與真摯友愛的交談留下深刻印象。這些赴台訪問及觀選人士之中，不乏在法、美、新、澳等西方學界或國家智庫頗具影響力的知名專家，也有初出茅廬，以好奇眼光打量世界的年輕學人。正如近日大陸、歐盟及美國社群網站眾多學者的沉痛追憶：龐君對大陸出身的學者，猶如家人一樣親切友善；這在近年呼嘯而來的政治嚴苛氛圍下，猶如一股清新的甘泉。

於本人而言，正是2004年首次於韓國接受該協會邀請赴台，在觀摩中得以接觸到台灣原住民語言文化。從情不自禁地佩戴上原住民各種頭飾留影，到近年來，有幸與台大、台東大等台灣文學大家們於德國特裡爾大學(Trier Universität)濟濟一堂、共同演講著述，以及各種場合不由自主地為台灣命運仗義執言，這正屬龐建國先生等二十年來灑下的粒粒種子。它們飄落在世界的各個角落，斗轉星移，長成了無比珍惜、瞭解與同情台灣命運的真摯同伴。

今斯人驟逝，音容猶在，深感世事荒謬滄桑。於悲痛錯愕之餘，勉力拼湊近二十年之馬賽克式記憶碎片，惟願從中一窺倉皇奔湧的時代洪流，一諳真率個體遭受信念衝擊之痛苦與渺茫。

理想主義者的玉碎

龐建國先生留下的遺言為「不公不義的台灣，我生不如死！」。考察其遺言與工作室佈告，似乎這首先與近日越演越烈的島內紛爭及國民黨藍營接連的選舉失敗有關。

首先，國民黨藍營在年前的四項公投中失利。藍營在這四項公投的主張，主要涉及禁止含有瘦肉精（Ractopamine）的美國萊豬進口、重啟核電站等民生路線。而僅在其墜亡前兩天，在台北及台中市（1月9日）舉行的兩場立委罷免及補選結果中，藍營不敵民進黨強勁的戰術攻略，再次因策略性失利而告敗，以致同時在台中失去基本盤、並在台北中正區以微弱票差徒留遺憾。

接二連三的挫敗，造成藍營揮之不去的士氣低迷，甚至被觀測為年底地方選舉中或許進一步失利的風向標。而此時此際，國民黨內部因不久前的黨主席交接等緣由，新任主席朱立倫並未對選舉失敗於第一時間勇攬責任。這一切，似乎令人一時難以看到百年老黨重振雄風的果敢，似乎也極大地加深了真摯的三民主義者對時局的失望與無奈。

而國際風雲方面，自去年10月以來，雖然北京當局對「武統」輿論有意降溫，但隨著疫情的不斷加深，西安天津等城市相繼失陷，引發自武漢抗疫之後新一輪官僚主義的批評高潮。在這片混亂之中，美中之間以台灣為棋子的爭奪輿論，近期似乎也達到一個新的高潮：

1月9日，美國鷹派代表之一、海軍官校東亞和軍事史教授余茂春於台灣《自由時報》撰文指出，「台灣只是中共侵略全球的開端」；而 美國之音1月10日報導，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於學術期刊《規範》(Parameters)刊登文章（《破巢：嚇阻中國入侵台灣》），建議台灣不惜採取「焦土戰略」，摧毀蔣經國總統親手為台灣打造的台積電生產設備 （佔有全球市場重要價值的台灣半導體行業），以此為籌碼施壓北京放棄「入侵」台灣。

難以想像，作為一生摯愛中華民國的三民主義者，龐君目睹耳聞這一切，該有何等痛心？其曾於美國布朗大學專攻社會學與發展理論，博士論文也以台灣的國家及經濟轉型為例。歸台之後，長期專注國家發展研究與台灣經濟轉型，並自2004年以來一直擔任國民黨智庫科技經濟組顧問。面對全球化浪潮，龐教授一直呼籲兩岸抓住全球化機遇實行優勢互補，譬如共同制定資訊通訊（ICT）產業標準謀求發展共贏等。正是在其親身躬行的推動之下，兩岸成功協商合作，統一制定資通訊產業標準並沿用至今。

面對越演越烈的兩岸緊張趨勢，一向注重構建良性關係的龐君曾於2019年敏銳指出：時間籌碼是往大陸傾斜，在大陸不斷推動區域經濟及一帶一路的背景之下，「反中」只會讓台灣日趨邊緣化。其在社群網站最後發表的文章，正是去秋撰寫的《一個繁榮的大陸會是台灣成長的活水》。時值美國正式推動抗中科技競爭法案如《無盡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及《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不久，在撰文中，其客觀分析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抵制與科技脫鉤，並指出大陸政治改革仍有空間。

其於文末再次呼籲：「台灣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都來自於兩岸經貿交流，一個繁榮的大陸會是台灣成長的活水」，「大陸若有變異，台灣必無苟免」；但無論是來自大陸極左陣營或小粉紅的「武統」叫囂，還是蔡英文政府日益投入的軍備競賽，以及美國軍事界強硬的「護台」行動，似乎都令龐君因其一生投入的理念而處於無盡的痛心與迷茫。而日益民粹化的黨爭，似乎也成為台灣「不公不義」的寫照。種種憤懣、絕望與擔憂，令這位篤行三民主義、堅守國家理念，特別是在六四之後矢志促進華人學界認同「更廣泛的民主」的儒士，決然選擇了激烈的「玉碎」，作為理想主義者最後的抗訴。

後全球化時代的特徵

然而，當我們面對複雜紛紜的國事家事天下事忍痛退卻一步，從更大的歷史維度冷眼旁觀呼嘯而來的種種洪流怪獸，或許亦有一些感悟：台灣內部日益尖銳的黨爭，亦是屬於現代性進程糾纏於日常實踐的一部分；其所體現的背景，既符合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發展歷程（並不意味著總與順利相隨），亦具備當下這個時代某些一言難盡的特徵。

不言而喻，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騰飛均先後得益於全球化。全球化雖有力拉動了席捲而過的區域經濟發展，但也加劇了財富的貧富分化，甚至在本土內部加深了精英與底層的衝突。在此種背景下，質疑威權，要求進行財富再分配，特別是傾聽那些自覺一直遭到忽視的弱勢階層的訴求，已然成為時代氣氛。而宣洩情緒、帶有一定反智色彩的民粹主義也趁此崛起，其極易與「本土化」，「族群主體性「」文化認同」等帶有「同質性」的政治主張相連接，並在面對複雜的政治情況時傾向於情感粗暴的解決手段。

具體到台灣近年的情況，無疑還有以下幾個重要觀察層面：

首先，對比龐建國先生一向所持、政經思想較為中右的三民主義，民進黨相對中左的特徵似乎天然符合當下潮流。與之較為相似的競選或執政勝利，還有近年來同屬東亞政治格局的韓國「進步黨」總統文在寅。民進黨年輕的歷史、靈活的基層動員能力、強悍的草根本土性，以及直接的表達及處理問題的方式，甚至蔡英文溫和清新的女性形象，均屬於競爭強項。這與執行過漫長戒嚴時期、長期擁有豐富黨產資源及精英人才、行事風格較為保守慎重的百年老黨國民黨相比，更為吸引包括年輕人、同志人群、本土族群在內的選民群體。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力量的提升與國力的強大，對岸大陸也將「統一祖國」這一具備高度父權思維的概念日益提上日程。原本」九二共識」之中的「一中各表」，本為兩岸各自闡述的模糊空間；但隨著大陸「統一」思潮的明朗化，在國際事務中，「一中各表」的「中華民國」，似乎不可避免地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益打壓取代，近年來甚至遭受武力的威脅。這也令秉持「中華民國」國家信念的國民黨在台灣日益處於尷尬地位，其甚至不得不承受民眾對於大陸政體不信任的情緒宣洩，甚至被極端台獨貼上「出賣台灣」的陰謀論標籤。

在這種總體說來頗具「民粹」色彩的時代氛圍中，人們難免陷入情感的焦慮與恐懼，政見的差異也難免會放大。整體說來，從李登輝的初步上台、陳水扁的再度當選，直至蔡英文迎合時代潮流的大獲全勝，民進黨的執政地位方才得以逐步穩健。在這種情況之下，為確保台灣進一步的民主轉型，民進黨理應特別珍惜歷史機遇，並利用手中的權力，傾力克服台灣因歷史原因形成的「統一對立」、「族群對立」、「南北對立」、「貧富對立」等社會矛盾。但遺憾的是，在對待在野黨方式上，民進黨當局卻時而表現出某種「清算」大於「協商合作」的民粹性特徵。

這也正如部分學者觀察到：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等，蔡英文當局試圖從政治上打擊國民黨，把國民黨、「中華民國」和「白色恐怖」、「威權政府」相聯結，並徹底否認中國在「台灣政治史」中的合法性；教育方面則進一步把「台灣史」從中國史中獨立出來，文化上則強調「台灣價值」等。這些在政經文教等各領域的「去中化」，目的雖在於逐漸切割台灣與大陸在各方面的聯繫，但更危險的是，其令主動參與台灣民主進程、特別是在經濟方面奠定民主改革必要條件的國民黨，似乎正在日益失去合法性。 

由於國民黨人才多為智庫型專家學者，本身並不善於運用新媒體進行自辯或動員。但即使是在二戰之後的民主後發國家中，整體打擊民主體系中合理而必須存在的在野黨，使之一步步面臨污名化及邊緣化，這樣的情況其實並不多見。因此這也引起觀察者們質疑：以反抗國民黨威權出身的民進黨，自身是否能突破其「天生」的革命性基因？如若在某種程度上，其集體無意識地重複「革命性」政黨掌權之後常見的「排除異己」及「清算」，民主轉型的前景，亦將會充滿分裂、困難與危機。

而其中，首當其沖引起華人學界廣泛關注的事件，是2018年民進黨教育部對選舉產生的台大校長管中閔（曾任馬英九時代的政務官員）的拒絕任命。正如當時法國塞爾奇‧蓬多瓦茲（CY Cergy Paris Université）大學張倫教授在《金融時報》發表的評論(《台灣民主向何處去》)：如果只以藍綠劃線判斷是非，以獨統評判國事，甚至不惜以行政命令干擾大學獨立與程序正義，「恐將惡化島內政治生態，毒化社會與學術氛圍，並延誤台灣有關國家發展、經濟政策和文化理性的探討；也會使人們在面對未來時喪失方向，陷入茫然與無力」。

台灣路在何方？

觀照龐建國先生憤激沉痛的遺言，令人不由得想起清華大學國學院王國維先生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值得思索的是，在其絕望的身後，付出社會極大代價的北伐，並未真正解決派系之爭，反而在隨後的歷史關鍵節點屢屢造成極大的牽制。而更值得觀察者們注意的是：類似的激烈事件，近年在台灣政壇已然不是孤例。2020年6月，高雄市市長、藍營政治家韓國瑜遭到罷免，高雄市議會長許崑源同樣發出「社會這麼沒有是非」之感嘆，並同樣以高空墜亡的方式，以血肉之軀向社會「因特定政黨而失去是非、正義與真相」，做出激烈抗爭。

而自中美貿易戰升溫、且曠世疫情爆發以來，中美經濟脫鉤與科技競爭進一步激化，世界意識形態的較量及利益紛爭也日趨白熱化。當前，在涉台問題中最為主要的三方，無論是中國大陸、台灣亦或美國，均同樣面臨著來自自身內部及國際局勢的進一步挑戰，前途均充斥著某種風險性，即各自面臨著亟需解決的難題。

美國自國會山暴動以來，如何對內安撫全球化過程中失利的底層白人，克服「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的民粹主義思想，並進一步解決種族問題，已經成為拜登政府的巨大挑戰。而目前更為緊要的，則是克服當下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對外重塑有效率有效用的國際協作。而於中國而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一步規範市場化，以及克服僵化的官僚主義體系，遏制利益集團。與此同時，如何應對維藏蒙等少數族群的主體意識要求，以及對待人權議題及言論空間等，亦成為極具挑戰性的難題。

在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所推崇，各國仍需持續發展經貿的前提之下，2022年1月1日，中國大陸加入的東亞板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CEP）正式生效。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議，該組織並不考慮意識形態及價值觀的爭端。中國的加入，可視為其繼續開放，謀求國際協作的重要訊號；其無疑也將與日韓等東亞國家形成更為緊密的利益同盟體。而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報告，2021年中國貿易進出口首次突破6兆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可以預見的是：因最早從疫情中恢復，中國經濟將在未來仍然具備一定上升空間。

而同樣出於對國際合作及經濟發展的考量，蔡英文主導的台灣政府則不得不竭力促成頗具爭議的美國萊豬進口，以確保《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TIFA）的運作，並希望以此換取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加入。並且，雖然當前政府在四項公投中取得勝利，從而否定充滿爭議的核電站重啟等，但從長遠來看，台灣的產業耗能問題仍將充滿爭議，能源使用也與國際減碳的緊急趨勢相違和。這種種勉力的應對，亦可瞥見民進黨當局執政中的被動與不易。

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大陸意欲打造世界科技強國的雄心之下，如何確保台灣的民主體制及社會繁榮，並在產業競爭方面不致被邊緣化，民進黨不僅需要與國民黨等頗受經濟界支持的在野黨共同協作，還需一道開拓擴大現有的產業格局，以爭取在數字化經濟時代避免類似香港的發展瓶頸。同時，因其體量關係，為贏得穩定的發展空間，顯然也需避免在軍備方面投入過多的國民經費，並避免成為中美軍備裝備與軍事操練的緊張前沿。

或許，面對紛擾的全球化問題，以及風險社會、歷史宿怨、黨爭與民主等一系列議題，台灣執政黨與在野黨共同不容忽略的層面是：台灣的民主體系是社會共識，並非某一特定黨派所獨構專有；而蔡英文政府作為當前執政黨，不管其面對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的態度如何，仍然需要加強執政能力，尋求民主政體與經濟民生的持續發展，其中也包含統合族群、遏制台獨的極端性與激進性。

在現任台灣駐德代表謝志偉於柏林自由大學等多場演講與問答中，不難獲悉：蔡英文總統在連任之際，也曾謀求兩岸良性互動而希望與北京對話。但或因其代表的政治光譜或推行的政治主張並不符合北京期望，而遭大陸拒絕。而當大陸寧願採取威嚇警告的方式而非對談合作，這又反過來加深了島內的矛盾情緒。

總而言之，在當前國際博弈的大環境及險惡的疫情之下，不僅台灣內部兩大黨派，中國大陸、美國命運及前景，均總體處於緊張與焦慮狀態。而近年來民族主義及民粹主義的興起，則對這種焦慮狀態極大地推波助瀾。因此，惟願一生真摯坦蕩、熱忱公義的政治家學者龐建國先生激烈的以死明志，沉重地撞擊在世人的心上，並帶給當下時政沉痛的反思；同時，也願這份慘痛與慘烈，警醒台灣及大陸政壇審時度勢，雙雙重回戰略模糊狀態。

如同台灣文學史的書寫：只有當我們撰寫台灣文學史的初衷，建立於強烈的「治癒」目的，或許方能在更曠闊的流域，安放下台灣各個階段的各種文學，從而使台灣文學史的概念豐富多元、熠熠生輝。而也只有淡化恐懼心理及緊張對峙，台海兩岸方能各自克服族群、黨爭、貧富差距、社群網站等帶來的各種社會撕裂，謀求社會共識與治癒。而也唯有這樣，方能切實改善各種社會之中最為寶貴的「人」的處境，並更進一步接近文明與公義。

作者呂恆君（Hangkun Strian），德國獨立學者。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哲學博士，德國德語國家及地區漢學學會（DVCS）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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