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從2013年起，中國國家統計局開展了城鄉一體化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2013年及以後數據來源於此項調查。2013年中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6467元，而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9430元，是城鎮居民的35.6%。到了202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66%，達到43834元，而農村增長得更快，超過80%，達到了17131元，因此，農村人均收入佔城鎮的比例增加了3.5個百分點，達到39.1%，顯示出了城鄉差距逐步縮小的良好趨勢。

收入分配兩極化加速

在2013年前的數據中，因為調查範圍、調查方法、指標口徑有所不同，不能直接比較，但大致上，我們可以在類似的數據中看到不一樣的趨勢。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的十年間，中國經濟整體獲得了高速增長，但是農村人均純收入佔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卻是在逐步下降的。因此可以說，以此為代表的中國收入分配狀況是越來越體現出兩極分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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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在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之初，政策設計者就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實現共同富裕"，今天，執政者沒有忘記當初的承諾，在實現了"讓一部分人先富"之後，注意到了"共同富裕"的社會需求，把政策重心做了重要的調整。

當然，這個共同富裕的目標還需要很多具體政策配套措施加以細化，否則就容易南轅北轍。因為中國雖然經歷了長時間的高速增長，獲得了GDP總量全球第二的經濟地位，但是從人均來講，僅僅突破了一萬美元的大關，還沒有能夠成為高收入國家。和OECD國家的人均水準比較，還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德國日本都有四萬多美元的人均水準，而美國更加高，超過了六萬美元。所以，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增長需求還相當迫切。中國的共同富裕政策應該是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前提下的共同富裕，否則很容易就成為"共同貧窮"，重複改革開放前的沉痛歷史。

從"先富"到"共富"

那麼，如何才能實現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收入分配逐步縮小呢？

從一次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經濟增長中的人力資本地位會隨著經濟發展水準的越來越高，而越來越重要。相較經濟增長的初級階段，實物資本的重要性在下降。因此，只要持續促進高科技企業的發展，給與國民越來越完善、越來越可及的教育供給，那麼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差距縮小，並不是不能兼得的魚和熊掌。從這個角度講，雖然最近一個階段，中國政府推出了很多整治網路企業的措施，但是它並非想抑制高科技企業的發展；相反，通過反壟斷，會創造出一個更加富有競爭性的市場環境，給更多的初創企業以機會。這對整體的高科技行業發展是有利的。

從二次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政府更加注重民生，主要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不再強調盈利性，而是從保障基本社會需求的角度加大投入。比如，醫療體制改革，不再把公立醫院簡單地自負盈虧，推給社會，乃至於私有化；而是加大醫保覆蓋，推動藥品集中採購，理順醫療服務的價格體系。而教育改革則更加注重公平性，不把基礎教育產業化，杜絕資本市場介入基礎教育。這些改革措施和改革開放早期的相比，最大的區別在於：當時的措施都是為了減少財政負擔，而現在的措施因為從社會福利角度出發，實際上都增加了財政負擔。財政重心的轉移，財政負擔的加大，都在宏觀上推動了社會兩極分化的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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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提到了三次分配，算是比較新鮮的政策導向。它涵蓋的社會捐助和慈善行為，在成熟的經濟體中都有一個穩固的制度配套，在整個社會收入分配的過程中起了一個補充和多元化的作用。它的背後，實際上是社會自我管理的原則。各種名目繁多的公益基金和NGO組織，不光是拉低了收入兩極分化，更多的是提供了多元化的社會管理。我不知道中國政府是不是準備好了接受這樣一種社會管理制度，還是僅僅出於單純的均貧富的目的。讓我們拭目以待。

沈凌，德國波昂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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