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多個大城市爆發了大學生和民眾的抗議，上海的抗議者還喊出了習近平和共產黨下台的口號，這在嚴厲控制遊行的中國相當罕見。在中共開完二十大、習近平三連任不久，即爆發民眾和學生的抗議，會對中國的政局和習的權力產生何種影響和衝擊，乃至出現一輪「新時代」的類似六四那樣的社會運動的可能性如何？值得注意和探究。

有輿論將這些抗議稱為六四以後規模最大，其實不準確。無論在江時期還是胡時期，都爆發過人數達數萬、甚至十幾萬的群體抗爭，抗爭者還搗毀了地方政府，當局用武警才把它們鎮壓下去。這次在上海、北京、南京和成都等地的抗議，從發布的影片看，規模普遍不大，抗議者人數在數百到上千之間。儘管如此，由於習上台後對社會反抗力量採取嚴厲的高壓政策，同時強化公共支付和精準扶貧收買底層民心，幾乎難以看到社會的公開抗議，因此此次發生的抗議才具有價值。

「清零」讓民眾忍無可忍

上述抗議的一個共同背景是人們無法忍受當局的清零政策。疫情3年，當局採取的動態清零，由於可以隨意剝奪民眾的自由和權利，造成人道災難數不勝數。這次各地民眾和學生的抗議，一個理由就是悼念烏魯木齊火災中喪生的10條生命。

中國最早爆發疫情，武漢是第一個全城封控的大城市，時間長達2個多月，民眾默默忍受了。其後，天津、西安、深圳等也都程度不等地進行過封控，民眾也默默地忍受了。今年4月，上海全城封控了3個月，民眾還是默默地忍受了。為什麼在11月底，民眾就不想繼續忍受？這裡關鍵的時間點在11月初，中國當局出台了清零的20條新政。

20條的實際導向是逐步放開，這本來給了被疫情困了3年的民眾一個希望，但20條出台後，防疫的放鬆導致疫情在中國全面反彈，各地重又收緊防疫，讓民眾的解封希望破滅。當局對疫情處置的反反復復，將民眾像小白鼠一樣隨意關起來，終於使他們失去耐心。因為在清零之下，每個人都會是下一個受害者，即使對體制內的官員亦如此，尤其是處於防疫一線的官員和工作人員，他們疲於奔命，苦不堪言，早就對這種防疫方式不耐煩。大家都想改變，但受制於習近平的不放棄，只得強忍。

雖然這些抗議此時爆發看似有些突然，然而，如果從一個大的時空背景特別是習上台10年來的所作所為看，它們的發生又幾乎是一種必然，遲早會來。一直有許多人擔憂習讓中國重回文革，但以他一人之力其實是做不到的。中國畢竟不是北韓，改革開放讓多數中國人有了比較和鑑別，由此結成的利益結構不是習能夠撼動的。何況閉關鎖國對中共和習自己也不利，除非他能把私有制消滅。

可重回文革的擔憂表明社會相當多的人對習的路線、政策和理念的不滿，他們一直在抵制習開歷史倒車的行為。習試圖扭轉歷史發展的走向，不過，在過去10年，中國總體上仍處於已經延續百年之久的現代化變遷和轉型進程。而歷史的樣本顯示，一個社會在向現代化變遷過程中，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生成，以集體行動為主要形式的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早晚要出現。

中國亦不例外。改革開放在意識形態上給中國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公民意識的重新復活。它讓中國發生了六四學生的抗爭運動，以及隨後一波又一波的維權行動和群體抗爭，習想強行阻斷這個過程，重判了公民運動的維權者和其他反對力量，但是他不可能讓公民意識在民眾的頭腦裡消失。民眾只是在當局的高壓下暫時把它隱藏起來，一遇到合適的土壤和時機，會重新激發起他們對自由和公民權的追求。

中國社會的」定時炸彈「

中國外部環境的迅速惡化、習強行開啟第三任期，特別是清零，正給社會抗議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時機，並將孕育著一場社會變革運動。

首先是美中對抗使中國的發展環境變得空前嚴峻，中國經濟的衰退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美國在地緣政治和科技方面對中國的打壓與圍堵，疫情的封控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狀況。尤其是今年，經濟持續嚴重下滑，出現大面積的企業倒閉和失業潮，民眾的生活水準和生活品質急劇下降。分析中國的人口結構，目前作為社會主體的70、80、90後，他們不像其父輩那樣對貧困有深刻體會，能夠耐貧，當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水準因經濟不景氣和疫情要過苦日子，時間長了，他們不太可能適應這種狀況，會驅使他們走向街頭表達抗議。對當局而言，這無疑是一顆「定時炸彈」，必須嚴防死守，不讓它引爆。

可當局的「拆彈」方式是全面強化中共的一元化領導，加強對社會的暴力管控，同時部分滿足大眾在分配上的平等需求。也許短期這會削弱社會抗爭的基礎，但長期來看，這樣做不但不能壓制人們的不滿和反抗，反而會催生大眾的政治意識，隨著國家控制能力的走弱，從而激發大眾的抗爭意識和行動。特別是考慮到國家對社會的躁動情緒已經完全失去感知和回應能力，更有可能如此。

原因在於，習上台後，雖注重在分配上補短板，用真金白銀搞扶貧，但也使得當局必須加強徴税的抽取能力，而徴税抽取能力的增強又造成當局和工商階層的矛盾激化，企業家們紛紛躺平，導致經濟進一步衰退。從社會轉型的角度看，一個政權，如果發展以徴税為主的抽取能力與以暴力控制為主的強制能力，而忽視分配、規範能力與對大眾的保護能力的發展，這種不均衡的國家能力建設會帶來廣泛的社會抗議。在此基礎上，經濟增長不僅不會帶來社會的普遍繁榮與發展，還會制度性地製造經濟與社會不平等，進而導致兩極化，出現普遍的社會不滿和社會怨恨，最後嚴重削弱政權合法性的基礎。習之前的中國很符合這種情形，江、胡時期的社會抗爭和群體事件特別多，但現如今，繁榮不再，對普羅大眾分配上的改善不足以彌補他們失業加劇帶來的損失，從而最終並不能減少人們與當局的矛盾。

可以說，疫情之前，中國政治經濟的寒冬雖然提前到來，可改革40年積累的家業讓當局和個人都還有餘糧可以抵禦，所以民眾的社會危機感只存在許多人的意識層面，沒有轉化成具體的集體抗爭行動。疫情3年，中國經濟處於最困難時期，寒意增強，余糧減少，加上民眾基本權益受到當局清零的損害也最嚴重，原先被當局壓制的公民的抗爭意識和抗爭行動也就不可避免地爆發出，正所謂忍無可忍就無須再忍。這次多地抗議，以年輕人和大學生為主，表明人們的公民意識在國家的意識形態壓迫下重新覺醒。

習近平如何回應？

至於這些抗議是否會演變成全國性的社會抗議，衝擊中共政權和習的權力，還要看當局如何回應抗議的訴求。儘管有人在抗議中喊出了激進口號，但整體來看，抗議是平和的，沒有發生暴力衝突，民眾和學生的訴求主要集中在清零，要求放棄這一惡政。如果當局順應抗議者的訴求——這也是社會多數人的訴求，放開疫情管控，並同意不對抗議者秋後算賬，應該能夠很快平息抗議行動。但假如當局判斷抗議的背後有海外敵對勢力和國內階級敵人的滲透和煽動，要在中國借清零搞顏色革命，推翻中共統治，則下一步必然會採取暴力手段進行鎮壓，如果在此過程中造成流血事件，無疑會使矛盾激化，全面喚醒民眾心中多年來對政權的被壓迫感，從而讓目前只是侷限在大城市特別是校園的抗議活動全面開花，蔓延全國，形成一次聲勢浩大的全國抗議風潮。那個時候，民眾的抗議訴求就會升級為放棄中共的一黨專政。

習近平是否預期到清零會帶來這個後果，不清楚，但顯然，他是有這個危機感的，他一直強調鬥爭精神，要求幹部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因此，或許他也做好了當社會危機和社會抗爭發生後的準備和預案。以習的認知，他不大可能只是認為這些抗議出於單純的對清零政策的不滿，而是背後有敵對勢力的搗亂，假如他是以這種態度指令地方官員處理抗議風潮，就很難不使事情不升級。

不過，不管當局如何處理民眾和學生的抗議，事情發生於二十大結束後不久，對習的權威都是一大打擊，表明他過去三年的防疫是失敗的，進而說明他是一個不合格的大國領導人，會動搖黨心，激活黨內尤其高層對他的不滿。二十大後習的連任顯示他在黨內沒有制約力量，各派系被他壓制下去。但是黨內高層的不滿並沒有消失，只是不敢發作，現在這種不滿很可能因這些抗議而全盤復活。儘管如此，鑑於習和他的親信全面掌控了黨政軍大權，黨內不太可能出現公開挑戰他的力量，北京的中央也不會分裂，除非真出現流血事件升級為全國抗議運動。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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