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共是一個革命黨出身的執政黨，至今不脫革命黨的本色，習近平又強化了這一特色。革命黨的一個特點，就是將政治謀於密室，公共政策成為制定政策者的「專利」，在它出台前，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此，政治和政策制定成為一件神秘的事，連領導人的個人關係，都蒙上了一層面紗，外界只能從蛛絲馬跡中猜，但這也培養了人們的好奇心，每到一個特定時段，免不了都有各種「小道消息」流出，其中多半是與領導人有關的宮廷秘聞，因為民眾也只對此類訊息感興趣。

習李斗傳言在當下的流出，正值中國疫情再次惡化，特別是上海長達一個多月的封城以及北京疫情的爆發，導致習的「清零政策」在黨內外遇到極大質疑，並造成經濟一落千丈。鑑於經濟是中共維系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前不久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不得已把穩增長保就業提到至少與抗疫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地步。這個恢復經濟的壓力，加上民眾強烈要自由，讓很多人臆想黨內出現兩條路線的鬥爭，姑且可以稱為清零派和救經濟派之爭。前者當然以習為代表，後者無疑要李來掛帥。

李克強名義上是中共老二，可在習近平的強人政治下，這個「老二」有多少含金量，全國人民都看得出。李領導的「內閣」也是中國改革以來歷屆內閣中最弱的。經濟決策大權被習奪走，李和他的國務院成為一個執行部門。但近期李在官媒的曝光率突然大增，而習卻有些隱身，連《華爾街日報》都嗅到了其中的味道，說李撥開了習的陰影推經濟，並且物色自己的接班人以制衡習。似乎李在他總理任期的最後幾月，要硬氣一把，對習說「不」。考慮習亦擔憂抗疫封控太嚴導致經濟突然休克影響二十大，從而很可能向救經濟派妥協，這才有政治局會議對穩經濟的高度重視，並做出一系列部署。那麼，這給那些不滿習的人一線機會，在這些人看來，這次習李斗及他們各自代表的路線，似乎以習近平的失勢李克強的勝利暫告結束。

「習降李升」並非現實

不過現實很可能不是人們期待的這樣。習近平的政治權威固然因疫情、經濟、孤立的國際處境等受衝擊，黨心和民心的相當一部分正離他而去，然而，現有的衝擊力度遠不能動搖他的地位，習依然掌控中國大局。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分析這一問題。

第一，從現實看，那些所謂顯示「習降李升」的事實根據並非像人們主觀願望解讀的那樣，他們之間存在路線鬥爭並且李獲勝。

一些人把新聞報導中的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的主題不同，以及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等場合不提抗疫，看成李和習對黨國當下是抗疫還是經濟優先有很大分歧，所以前者強調救經濟，後者強調維護動態清零。但其實，這只是兩次會議著眼點不同而已，不能把政治局會議和李掛鉤，把常委會和習掛鉤。因為這兩次會議二人都參加，且習還是主持人。李不在自己主持的專門會議上談疫情也很正常，因為這些會議研究的是經濟和就業，而非疫情。

還有媒體報導中國的地方政府和部門集中學習「李克強總理在農業農村部考察並主持召開座談會時的講話」，或者轉載李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以此證明李的勢頭在上升。如此解讀更牽強。因為地方政府和部門學習某位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或者轉載他們主持的會議和署名文章，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沒有任何特定含義。如果要從這類事情中找根據，除習之外的六個常委在地方政府的社群網站上都能發現一大把。

至於《華爾街日報》在報導中提到中國政府最近放鬆了對民營科技公司的監管整頓，放寬了對房地產開發商和購房者的貸款限制，以及採取行動幫助一些製造企業復產復工，把它們說成在李的影響下才這樣做的，這很可能是真的，但最多只能說，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被習采納，而非李強行要習接受；或者充其量顯示他們兩人存在政策上的分歧，但這種分歧遠未到路線鬥爭的程度。因為路線鬥爭代表的是對國家發展方向的不同看法，或者對某個攸關國家和黨的前途的重大問題和事件有根本分歧。李即使在這兩點上有他的個人看法，他也不會公開表達出，和習形成衝突。

第二，從李的個性看，他也不是個收拾殘局，或力挽狂瀾的人。

李受過現代經濟學和法律的學科訓練，他有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學者，當然，作為一個領導人，有此知識背景和素養也是很可貴的，尤其在中國的領導幹部多為理工科背景或者假博士的情況下，經濟學和法律的學術背景，讓李比起多數中國領導幹部來，更尊重經濟規律，重視民營經濟和私人產權，主張按程序辦事。這些都是李的優點和長處。

但是李有時在政策上也顯得過於謹慎保守，缺乏他這種地位的領導人應有的膽識和氣魄，不敢去嘗試。在這方面他不如他的一些同僚。比如他力主在中國推行城鎮化，而非城市化，兩者雖一字之差，卻有本質區別，事實亦已證明他的城鎮化戰略是不符合中國現實以及經濟規律因而不成功。李還做過幾個地方的封疆大吏，但他的小心謹慎使他沒有給人們留下印象深刻的政績。他做總理後打下他印記的政策主張，似乎也只有放管服改革，網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之類。這是李在政府報告或重要經濟會議上必談的，已成他的遺產，可卻激不起人們的興趣。

謹慎保守從好的方面說是務實，但也使李難成一代有抱負的雄相。他很可能是周恩來那種專注事務型的總理，可他沒有周的管理才能，更缺乏周的外交和統戰能力。歷史曾經給了他一個機會，也就是六四，但他選擇成為中共的一名官僚。這個選擇其實是他性格的結果。他不是那種共產黨需要的開拓型領導幹部，這注定他會受到習的壓制，不敢去挑戰習的權威。即使歷史再給他一個機會，他亦只會以規勸、建議的方式去糾正習的失誤，而不可能順民意正面和習交鋒。

第三，從中共的組織體系和習李掌控的資源看，李也無法挑戰習。

假定李在關鍵時刻敢決斷和冒險，他大概率也挑戰不了習。因為他缺乏有效的工具和盡可能多的資源。習上台九年多，已在黨政軍和意識形態各層面建立起了全方位的維護其一人統治的獨裁體制和局面，尤其軍隊、警察等強力部門以及官方宣傳機器掌控在習手上，至今並沒有見有什麼鬆動。再加上對官員的反腐和政治清洗，以及對黨內特別是高官的嚴密監控，用黨的政治紀律懲戒不聽話的官員，早已讓大小官員對習俯首帖耳，有反抗之志，無反抗之膽。

習凌駕於黨之上，將黨變成了他個人的工具，以黨的名義支使官員。反抗他就是反抗黨。這也束縛了很多官員的手腳，因為他們怕承擔分裂黨的罪名。當年趙紫陽在那種狀況下也不承認他在分裂黨，也許李有心和習叫板，但一想到這樣做可能被外界尤其海內外的反共力量造勢做文章，造成黨的分裂，或者被習打成分裂黨的分子，就會讓他退避三舍，因此，李根本不可能做趙紫陽第二。

此外，還有一因素不能不提，現在的中共官員基本上淪為犬儒主義和利己主義者，要他們為理想舍棄榮華富貴是極難的。畢竟在這個體制下享受著太多的好處，而挑戰習現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

二十大前謹防黑天鵝

因此，儘管人們包括相當多的黨內幹部對習有種種不滿，亦想強烈改變現狀，甚至不排除黨內有人暗中在佈局，比如利用網路媒體向外放話，散佈對習不利的消息，但在民間有組織的反抗起來前，要他們公開反習是不可能的，故而要撼動習的地位也不可能。從這個角度，說習無法在二十大連任，只能是一種美好的願望，除非未來幾月中國社會出現動蕩。

有沒有此種可能？邏輯和概率上不能排除。但不管怎樣，二十大前習不會一帆風順，會有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出現。好比上海，誰也沒想到它的抗疫會一團糟。因為作為中國最現代化的大都市，它的管理水準和市民的素質在全國差不多是最好的。而中國的清零政策按目前情形走下去，如果未來幾月再出現疫情失控，一點都不奇怪。習最擔心的就是疫情影響二十大，對他來說，一切的一切，是確保二十大如期順利召開，所以他務必會在20大前防範各種黑天鵝或灰犀牛事件，尤其防範它們由疫情引發。

民心思變確已發生，只是需要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質變完成的時候，任何一點細細的火苗都有可能燃成熊熊大火。現在是不是這種時候，還是交給歷史來回答吧。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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