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政府4月下旬連接開了四個會議，主題只有一個，防疫情，穩經濟。從中國股市五一節前的暴漲來看，市場收到了當局接下來要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的積極訊號。

在這幾次會議中，當然最重要的是在每月末舉行的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是中國真正的決策機構，它每月的會議根據當月和之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確立要討論的事項。這次會議當局向外界傳達的訊號，是經濟到了不得不全力以赴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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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上台後的9年多，正值中國經濟從增長的高峰一路回落。此前，中國經歷了30年的高發展，已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經濟增長的慣性，在長時間的高增長後，自身有一個調整要求，會回落到一個相對正常的區間。但中國長達30年的兩位數增長，也確實很罕見，除了中國起步時的基數太低，國土廣袤，人口太多這些因素可以解釋外，也同中共獨特的體制有關。這個體制可以為了某個目標，施加各種政策工具，而這即使同為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也未必都能學的來。可這樣一來，在成就中國經濟奇跡的同時，也積累了大量問題。這些問題若不解決，在經濟發展的下一階段，很可能會拖累中國，使得中國在國際競爭中落後。

治理手段粗暴野蠻

習和他的幕僚看到了中國經濟的問題和積累的風險，也開出了供給側改革的藥方。但是習的手段太粗暴，尤其到後期，為了某種政治目的，從粗暴到野蠻，就像今天對病毒的清零一樣。這種粗暴野蠻將供給側改革的良好初衷完全破壞掉了，嚇得各路資本要麼躺平，要麼跑路。

問題不僅如此，各級官員——可能少數除外——過去這些年都把心思用在搞政治，看習的臉色行事，對經濟完全不上心，也沒法上心。習反腐可能確實讓官場清正了些，但也壓制了經濟，因為一個能幹官員很可能是貪官，他今天在研究怎麼搞活經濟，明天就被紀委帶走。在官場人人自危的情況下，沒有人會把心思用在經濟上。而且，習還發動各種政治學習和效忠運動，整天給官員灌輸各種政治安全經，他們哪有時間和精力去搞經濟，眼睛一直盯著中南海。可以說，中國經濟過去幾年還有一個不錯的增速，很大程度是出於經濟慣性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當局的經濟政策。

此種狀況在疫情後的當下遇到了極大挑戰。疫情發生後的前兩年，中國通過嚴防死守較快控制了疫情，利用這個先機及全球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中國經濟表現得比大多數國家要好。但也是該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的經驗讓習背上了沉重包袱。西方國家用死幾萬到近百萬人的代價換得了最先開放，而此時中國卻因清零政策而陷入疫情的泥沼。尤其是上海封城以及各地為避免出現上海的災情而加碼採取的極端防控措施，不僅帶來層出不窮的次生災難，引爆民怨，更造成經濟一落千丈。沒完沒了的封城和經濟的可能崩潰現實地擺在當局面前。中國經濟一季度增長4.8%，低於當局設定的5.5%目標，二季度有可能負增長。再加上烏克蘭戰爭產生的地緣政治變數，這樣下去說不定會嚴重衝擊二十大，這是讓習最揪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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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習必須自救，在疫情防控和發展經濟間取得一種新的平衡。政治局會議強調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根據病毒變異和傳播的新特點，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為此提出了「九個要」，動用投資、財稅、貨幣、消費和資本等各種政策工具，釋放出穩經濟的強烈訊號。從上述會議看，當局發力的重點會在以下五個方面：

1. 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交通、能源、水利等網路型基礎設施建設，把聯網、補網、強鏈作為建設重點。基建向來是中國政府的強項，也是此輪穩經濟的首要任務；
2. 對受疫情嚴重衝擊的行業、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實施一攬子紓困幫扶政策，這是著眼於穩就業，也有傳言稱可能直接對民眾發錢刺激消費；
3. 全面放開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房地產是中國的支柱產業，它的關聯形非常廣，過去中國政府救經濟時經常用這手。習上台後為遏制高房價和炒房，在過去5年死死壓制房地產，甚至直接凍結房地產交易；
4. 對平台經濟實行常態化監管，放鬆對各類資本的打壓，避免資本選擇躺平，促進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信心。

然而，中國當局這套名為穩經濟實為救經濟的系列舉措，特別是對資本和資本家的信心喊話，真的能夠實現預期效果嗎？恐怕很難，有些晚。

習不下台 信心難尋

市場經濟是信心經濟，也是信譽經濟。不管是消費者還是投資家，信心沒了，對前景不看好，對政府不信任，任政府如何鼓動，出台多少刺激政策，短期內也許有效，長期看難打消市場的懷疑，除非市場公認的某種標識能夠得到扭轉。在中國在當下，這種標識就是習近平本人。人們對中國經濟沒有信心，對前景喪失想像，說到底，是對習這個人沒有信心，對他能夠改好，把中國帶向一個光明的未來沒有信心。如果說過去一部分人對他還有點信心，這次上海抗疫出現的種種不可思議的的亂象，把這部分人對他的信心也澆滅了。所以，習近平不下台，大眾和資本家的信心就難以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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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來看，當底層民眾和中產階級的多數荷包已經癟了，預期未來會更困難，這個時候政府即使直接向他們發錢，所能起到的刺激消費作用有限。中國民眾尤其年輕人的消費習慣在過去十多年來有很大改變，西方的一套消費模式在他們中很盛行，但這是建立在經濟會向好，薪水會一步比一步高，人們對未來有很高的期待的基礎上。可如今現實很嚴峻，失業很普遍，今年中國應屆畢業生的薪水期望值已降到6000多元人民幣，合1000美元，這種狀況如何讓人們大把消費？有的只是過緊日子的想法，尤其經歷過過去艱苦生活的人。
有鑑於生計不易，放開對房地產的控制這個過去對政府非常有效的拉抬經濟的手段，估計這次也不靈。儘管前幾年當局對房地產打壓得厲害，房價跌下了不少，但對普通民眾來說依然很高，而且地方政府不允許房價跌回原來的水準，否則它們的財政狀況會更惡化。所以這次放開房地產對部分有餘錢想改善住房的人，可能會吸引他們買房，但要起到繁榮房地產行業的作用，基本不太可能。而且還有一個中國人口老化的問題。

資本寒心

至於資本，要恢復它對政權的信心，就更漫長和艱難。習近平這些年對資本的打壓，嚴重傷害了資本和資本家對中國經濟和政權的信心。雖然當局強調對各類資本一視同仁，但實際是帶著防範和警惕的心態去利用非國有資本的，反映的是習把非國有資本看作政權的異己而非共容的力量，儘管在現實中當局已經離不開它。過去幾年，當局通過腐敗和偷漏稅的指控，將一些有代表性的資本集團的掌控人和私人企業家秘密拘押，投入監獄，沒收他們的財產和企業，使資本和企業家戰戰兢兢。尤其在去年，當局以反壟斷和規範為名對以阿裡和滴滴兩家公司為代表的平台經濟和教培行業嚴厲整治，讓中國的非國有資本徹底臣服，可也寒了資本家的心，他們能夠選擇的消極反抗方式，就是躺平或者跑路，沒有了資本的驅動，經濟也因失去動力而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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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當局因經濟困難想重新喚醒資本對發展經濟的熱情，但習近平對資本的戒備並未減輕。在4月底舉辦的政治局集體學習上，習把資本上升到重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實踐和理論問題的高度，指規範和引導資本關係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係改革開放基本國策，關係高品質發展和共同富裕，關係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當局舉行這次有關資本的集體講座，目的是要為以平台經濟為代表的資本力量松綁，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為各類資本發展營造有利的市場環境和法治環境，但習仍不忘警告資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規範和約束，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要強化反壟斷，為資本設立「紅綠燈」，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這種「既要……又要……」的表述，典型說明習面對資本的矛盾態度。它當然會使得資本家心有餘悸，不敢赴當局穩經濟之「約」。

可見，在當局這輪穩經濟的「大戲」中，真正能夠指望的是基建，因為這是政府能夠直接掌控的一塊，其他的幾方面多少會有一些效果，但難當大任。就2022年來說，由於二十大需要一個漂亮的成績單，至少不能太難看，當局會想方設法加碼刺激，以確保實現5.5%的經濟增速，或者接近這個指標。但往後，穩經濟的效果會遞減，由於無法調動民眾和資本的信心，中國經濟大概率會持續衰退，並有可能出現滯漲。

說中國正處於最近30年來最艱難的狀態並不為過。造成這個後果的是習近平，誰要他大權獨攬呢？一人既然興邦，也能廢邦，習近平做的是後者。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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