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擺在我們面前是兩個不同的數據。根據追蹤撤稿文章的微信公眾號「誠信科研」統計，截至到2023年12月26日，英國的自然科學雜誌平台Hindawi，撤回了9,408篇論文，其中8,315篇論文作者是中國的學者。撤回的原因有四個：出自「論文工廠」、抄襲、數據不可靠和同行評議造假。另一個數據告訴我們， 2022年全年，全球有5488篇SCI科學引文索引，涵括自然科學學科的核心期刊撤稿，其中，中國SCI撤稿2879篇，佔全球所有撤稿量的52%。

實際上，最先發現問題的，看來不是中國的教育部，而是科技部。 2023年5月底到6月初，中國至少有30多所大學發布「清查學術不端問題論文」的訊息，包括寧波大學、杭州師范大學、成都訊息工程大學等，其中引用了「科技部辦公廳關於開展論文學術不端自查和掛名現象清理工作的通知」，該通知於去年4月27日印發。清理範圍為2018年以來的學術論文。

於此同時，最近國際上也報導一些中國的正面的訊息。  2022年，中國發表在國際頂尖期刊論文數量世界排名繼續保持在第2位。從不同國家和地區去看「高被引學者」的人數來看，中國目前為1275人，僅次於美國的2669人，排在第2位。另外，最近英國調查公司Clarivate（科睿唯安）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科學院就引用量來看，超過美國哈佛大學，首次排到第一名。其理由是在研究機構中，中國科學院的高被引學者人數有270人，超過了之前一直排名第一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大學2023年的這一人數是237人。儘管考慮到中國科學院的規模之大，排在第1位並不令人驚訝，但不管如何這也算是個正面的發展。 

問題在於，中國發展是一種坡腳式的發展，沒有一種學術成果與學術氛圍的平衡。

養雞場的場長

自我2007年進入浙江大學擔任政治學教授開始，筆者就深感當初的中國重點大學的美國化比任何一個德國大學都要厲害。系裡規定的教師當時用的教科書，是美國的，教師的評審制度不僅是美國化，而且比美國還要殘忍和無情，因為這種缺乏人情的、學術氛圍的壓力，遠超美國。 每年年終大學教師都需通過非常扣克的評審。有趣的是，這種評審是往往那些非學術人員的管理階層的幹部對學者的評審。

而對所謂的985大學來說，當初評審的標準主要就是看該教師的在人文社科領域以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SSCI)雜誌上論文發表了多少。而對那些外語不是很好的教師則看在國內最高的級別是CSSCI——即所謂南大核心雜誌發表的論文數量。每次我參加這種年終總結會的時候，頗有一種感覺是，中國的大學就像一個養雞場，一個學院的院長就是這個場長，他每年的任務就是數雞蛋。而這個蛋大小好壞都無所謂，只要能下，就是一個成果。在我上海交大任職期間我已親眼目睹了一些忠實於自己的學問，但暫時沒有「下蛋」的年輕教師，不得不轉到那些低檔的大學去。 跟國內那種充滿著物質主義精神社會一樣，大學最終看一個人就看他「生了多少蛋「，而不是看其學術研究的功底和品質。 

當然應該承認，儘管把國際學術雜誌發表的論文看作是最高標準，確實有點偏頗，但也確實幫助了國內學者，尤其是社會科學的學者，建立其一個國際學界認可的標準問題。但這並非是官方的意圖，官方的意圖是通過論文的數量來證明中國式的壓力、彎道超車的政策是成功的。 

問題在於做學問需有個誠實的態度。而中國的研究機構和學術機構，就有點像共產黨本身一樣，不夠誠實。儘管有時想想，有的人用不誠實的方法發表論文，實在也是在壓力下為了生存所為，因為不下蛋等於丟了飯碗。但這種氛圍實在是中國「棒子底下出孝子」的翻版。根本談不上一種學術的氛圍。大學的良好學術生態是教師出成果的最大的前提。而誠實、自由、獨立是良好的學術氛圍最起碼的要求。我在德國、加拿大任職期間，儘管各個教師感覺有壓力，但是這都是自我學術追求的表現，而不是那種養雞場「必須下蛋」的氛圍。尤其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在同事之間有一個很令人愉快的團隊精神，大家能一起討論學術問題，而且在討論沒有那種「禁區」，給自己劃紅線的做法。

習近平的藥方

中國高校5、6年前那種極端美國化的實踐，當然是由於當初超車走捷徑，趕上美國的動機的表現。它給中國學術研究帶來很多弊病。但是至少在一個問題上，似乎成了一種共識，即做學問是有標準的，而這種標準就是現有的國際標準。 

習近平上台後，他努力改變那種中國高校那種極端美國化的趨勢，換言之也是要努力改變這種標準。2016年時，他說，「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總之，他的意思是，要中國化。

在社會科學方面，所謂的中國化，就體現在如何用學術的專用語言來解釋習近平的思想。於是，大學裡便出現與論文「下蛋「並行的另一個評審標準： 看哪一位教授在給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層面報告中」中獎「的。而這個中獎就是看某個領導是否在該報告中畫了圈或者做出正面的評價。 換言之，一個社會科學的教授的學術水準最終又某個幹部來決定。 這麼一來，真有個別的學者，熱衷於給領導寫」建議「送」報告「。 

當然，並非所有學者都有這個能耐這麼做的。於是，原來的那種所謂美國化的評審標準，即以發表論文為主導的審核制度，依然佔據重要的地位。 在中國在一個「核心雜誌「上發表論文，不僅是延長合同的前提，而往往還能得到大學的獎勵。於是，即便那些暫時沒有能力的大學教師，也絞盡腦汁去弄一個論文。在這種氛圍下，論文工廠孕育而生，而且在中國獲得了明於心而不言於口的「合法化」的地位。 
習近平至少對此顯示了自己的無能為力。只是在目前中國科學界在論文作假方面如此驚人的地步，教育部才開始這種撤稿論文自查工作。 
走下坡路無法避免

但即便大學進行上述的自查工作，可以斷定，論文工廠將繼續存在下去，國內審查中託人情走後門的情況也將繼續存在。而在社會科學領域，習近平那種「中國化」的實踐、看領導畫圈的評審方式將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筆者確信，在一個沒有真正自由和自主的環境下、物質主義、結果主義橫行國家作研究，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不可能持續的。
一個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學術領域，跟一個健康的學術研究氛圍是有著直接的矛盾和衝突。儘管自然科學的研究 與社會科學大不相同，而且在物質主義、結果為准的環境下，自然科學研究會保持一定的慣性， 但其持久性還是取決於整個科研生態，取決於整體自由的程度。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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