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目前不知許章潤被抓的具體因由，傳言為"嫖娼"，但這是一個十分荒唐和齷齪的罪名，因為在新冠疫情下，許不可能跑到四川去"嫖娼"，而且官方在今年3月已將賣淫嫖娼收容條例廢止。倘若傳言屬實，將一個被廢止的罪名安在一個法學教授的頭上，顯見當局的目的是要污名化許教授的人格和聲譽，表明為打壓政治異己和異見人士，當局已經連底線都不要了。

但無疑這不是抓捕許章潤的真正原因，對於一個教授的所謂"嫖娼"，按照當局的行事風格，是完全用不著興師動眾，出動十多個警察的，這樣的動作，只有在對待政治異見人士才常見。不難猜想，讓習近平和當局忌恨許章潤的，是在今年初新冠疫情爆發的時候他寫的幾篇批判習近平政權的振聾發聵的文章--《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恐懼的人民將要憤怒》等，這幾篇雄文在公眾中廣泛傳閱，啟迪了民智，它們和隨後許志永的籲習《勸退書》、任志強的九千言討習檄文一起，構成了今春中國公共言論市場的"美麗風景線"。

但或許是忙於新冠疫情的防控，或許是忌憚許教授的名聲，或許是他除了言論外並無其他"越軌"之處，當局當初只是限制了許章潤的行動，沒有對他採取進一步的措施。現在事過境遷再抓他，很可能是他在紐約出版的《戊戌六章》一書觸怒了龍顏，該書是他批習六文的結集，據操作此書的人說，原本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答應出版它的，設計和排版都準備好了，但在內地壓力下，不敢出版，後移師紐約，終得出版。

由此反映出中國內地和香港言論市場的惡化，也預示該書的出版可能會給作者帶來大麻煩。現在果不其然，只是當局假用"嫖娼"之名，十分無恥。文字獄在中國有千年歷史，不絕如縷，習近平時代，更是頻繁使用。此次抓捕許章潤，不僅是要懲處許本人，更是當局借此昭告天下特別是知識分子，敢"妄議"政治，誹謗當局，批判領袖，都會落得和許教授一樣的"下場"，甚至更嚴厲！

許章潤被抓和接下來可能的牢獄之災，是中國知識分子嚴冬的開始。此前當局對言論和輿論的管束，用時令來比喻，可用瑟瑟深秋來形容，許章潤事件則表明進入了寒冬。因為儘管之前不斷有大學教師如前不久海南大學的王小尼和湖北大學的墚豔萍因言論受到當局開除公職或其他如停止教職調離崗位的處分，但鮮有因言入獄的，然而今年破了例，許志永據傳在5月已經被警方二次逮捕，任志強也遭強制措施關在當局的紀委培訓中心幾個月。和他們二人比起來，雖然都因言獲罪，但許章潤事件還是有區別。在當局眼裡，許志永是從事行動的人，貼有"公運"標籤，當局對有組織的反對者，從來不手軟，許志永也曾因此而被當局判過刑，所以這次很可能是他的這個色彩讓當局不放過他。任志強的身份更複雜，他是房地產商人，但也一直活躍在公共輿論中，與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過從甚密，他還是紅二代，且同中共高層中的一些紅二代高官有著密切關係，是紅二代中自由派的核心人物，其資源和社會關係讓當局格外不放心，這或許是他此次遭當局拘押的原因。

許章潤則是一個純粹的大學教授，一介書生，以教書育人為業，輔之以公共寫作，通過寫作、言論和發聲而介入公共生活，成為純粹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客觀地說，當局對這類知識分子，不像對帶有行動家特色的知識分子或者某種有著更複雜背景的知識分子，處罰相對不那麼嚴厲，後兩者在當局看來，對當權者和政權的危害是直接的，而言論影響的是一個人的思想，思想的危害是要通過一個過程和媒介物才能顯現的。這也是現實中多數違規的老師僅僅被當局警告的原因。從這個意義說，許章潤的被抓捕，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標桿。考慮到他在清華大學做老師，本人又是知名教授，在國內外有著巨大聲譽，這兩點因素在當局決定懲處他時多少有些顧忌，就更是如此。故而，稱許章潤事件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寒冬，是恰當的。

關於這一點可以做更深入的思考。完全可以推斷，在當下中美對立，社會不安加劇，人心思變的特殊時期，有任何影射、批判當局和領袖，傳播西方價值觀，影響民眾對領袖信心，引發或加劇社會不滿，動搖黨的統治的言論，都是當局不能容忍的，必須做到輿論一律，集中到領袖的思想，全民只用一個大腦思考，像一個人的手足聽從大腦的指揮一樣。要達到這種效果，就必須讓異見者閉嘴，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對敢於挑戰當局和領袖的異議公共知識分子，特別是其中被大眾看來有很高社會地位和聲望的知識分子，拿幾個出來祭旗。這樣，其他懷有二心的人士，包括一批不滿當局統治的知識分子，看到這麼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都受到懲處，就不敢出來"放炮"，乖乖地自覺地噤聲。

 

此種法術在中共統治史上並不鮮見。中共建政後，有兩個時期對知識分子進行過大規模的迫害，一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大約有50萬多萬人被打成右派，並有40-70萬知識分子下放農村或工廠進行勞動改造，有些則被處決；二是1983年開始的反精神污染，它不僅迫使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去職，更導致文革結束後的解凍時期思想理論界的活躍局面嘎然而止，重現萬馬齊喑，知識分子人人禁若寒蟬。至於大大小小的文字獄，則一直沒有斷過。

歷史一再證明，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只有一個大腦在思考，沒有辯誣、反駁、爭鳴、批判、反對，天下鴉雀無聲，哪怕這個聲音是真理，哪怕這個大腦再聰明，也會變成謬誤，出現各種各樣的錯誤，特別是決策錯誤。何況，領袖也是常人，其知識是有限的，所需訊息很多時候是失真的，建立在有限和失真基礎上的決策和政策，不可能正確。這樣的錯誤越多和越嚴重，帶給整個社會的危害也就越大。中國正在進入這樣的狀況。

知識分子不是社會的百靈鳥，而是烏鴉，是上帝專門用來為統治者挑刺，說喪氣話，不是來為統治者唱贊歌的，他們一般採取與統治者不合作的態度。這是他們的立身之所，存在的價值。一個社會，這樣的知識分子越多而不感到害怕，這個社會必定興旺發達。

可惜，中國歷代統治者從來視知識分子為異己的否定力量，中共對那些有獨立思考能力、敢發出不同主張和聲音的知識分子更是嚴厲壓制，但在習之前的中共改革年代，當局內部尚有健康的力量在維持一種艱難的平衡，所以雖有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到最後也遭到黨內和社會的軟抵制，不了了之。而在習時代，當局內部的這種健康力量也被習翦除，習一人之意志貫穿全黨乃至整個社會，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不願順從當局的知識分子再次成為整肅對象，只剩下一幫阿諛之徒還在頌聖。從目前的態勢看，以許章潤被抓為標誌的知識分子的寒冬，其嚴寒程度要超過反精神污染運動而直逼57年的反右運動，一旦開了這個戒就很難停止，從而形成對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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