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今年三月在機構改革中擬組建的中央社會工作部，其部長和副部長近日亮相，表明這個新機構已正式運作。對於中央社工部，部分外媒和中國觀察者賦予它神秘的色彩，由於和中共在延安時期的社會部名字相同，而後者從事情報收集和反間諜工作，於是將它附會為類似機構；或者乾脆把它視作蘇俄時期的「契卡」即秘密警察組織。

不過，我認為，它既不會成為延安時期的中央社會部，更不可能成為蘇俄的契卡，理由很簡單，沒必要。

因應特殊情況而成立的契卡與延安中央社會部

先來回顧蘇俄契卡和延安中央社會部所從事的工作。契卡全稱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實際是蘇俄的秘密警察組織。該機構成立於蘇俄十月革命勝利後的1917年底，其使命是肅清當時蘇俄革命政權內部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制止資產階級、地主以及一切富有階級的怠工行為，並負責管理監獄、搜查、逮捕、拘禁等，用列寧的話說，「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契卡1922年2月改組成國家政治保衛局，後又在1954年更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儘管名稱有變動，可其職能基本沒變化，據估計，在1917年至1922年改制之前，契卡處決的所謂反革命人士在14萬至50萬之間，讓人談虎色變。

中央社會部成立於1939年2月，主要職責是「有系統地與敵探、漢奸作鬥爭，防止他們混入黨的內部，保障黨的政治任務的執行和組織的鞏固」；「有計劃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機會一切可能打入敵人的內部，利用敵人內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從加強敵人內部的工作達到保衛自己」。換言之，社會部的主要任務是情報收集和鋤奸。被視為大奸大惡的康生做過社會部的首任部長，這個機構注定讓很多人望而生畏。其實中共延安時期真正的情報頭子是負責社會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長李克農。在中國相關影視劇中，會看到這方面的情節。中央社會部存續了10年，直到1949年中共全國建政前才被撤銷，取而代之的是公安部。客觀來說，社會部在延安整風期間扮演了不好的角色，充當了思想警察。

某種程度上，這兩個機構都是因應當時的特殊情況而成立的。契卡是為了保衛剛剛產生的蘇維埃政權，防止敵特分子在內部破壞。而1939年的延安，也是中共抗戰最艱難的時期，需要獲得外面的情報，同時防止敵特向內部滲透。當然，蘇俄和延安時期的中共都對敵人在內部搞破壞過度反應，寧可錯殺一人，不可放過一千，契卡和社會部濫殺無辜，尤其是契卡，簡直把蘇聯變成了人間地獄。中共由於還沒有奪得全國政權，在使用暴力方面，相對克制一點。後來，隨著政權穩定，這兩個機構被相對正規的機構取代。

目的是要強化黨對維穩工作的直接領導

今年兩會新設立的中央社會工作部，簡單地說，其主要職能是基層政權建設和維穩，它是將相關部門的這個職能集中在一個部門，而之所以該部門歸屬於黨口而非政府，目的是要強化黨對維穩工作的直接領導，黨直接抓基層政權建設和社會的穩定工作，這和習近平一向加強黨的領導的指導思路是一致的，或者就是在這一指導思路下而成立這個部門。

根據當局《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央社工部負責統籌指導人民信訪工作，指導人民建議徵集工作，統籌推進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省、市、縣三級黨委也將組建社會工作部門，並相應劃入同級黨委組織部門的「兩新」工委職責。包括原民政部的指導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擬訂社會工作政策等職責；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國務院國資委員黨委歸口承擔的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黨的建設職責；中央文明辦的全國志願服務工作的統籌規劃、協調指導、督促檢查等職責，共七個方面。

社工部不可能擁有偵察、逮捕、審訊等職能

從該部門的職能看，由於基層政權的細胞輻射非常廣泛，維穩更是涉及每個人，而要做好這兩項工作，確實有一個訊息收集和整理的問題，從此角度看，它似乎涉及情報工作。然而，此情報不是人們通常理解的情報，實際是現在所說的輿情。另一方面，社工部沒有偵察、逮捕、審訊職能。民眾之所以對蘇俄契卡和延安時期的社會部感到恐懼害怕，不是它們的情報收集，而是它們具有偵察、逮捕、審訊職能，未經正當程序，只要懷疑一個人，就可以任意拘捕、審訊乃至把他殺害，怕的是這點。但是社工部不可能擁有這一職能。因為這個職能被配置在公安、國安、法院、紀委等相關部門。

現代社會、現代治理講究分工的專業化，不同部門承擔不同職能，有些職能分配在不同部門。習近平儘管唯我獨斷，但表面上也搭建一個現代治理的架子，前幾年提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命題，並為此進行了一些機構的調整和設置。在情報收集、偵察、逮捕、審訊等職能已經有部門領受的情況下，再在負責基層政權建設和維穩事務的社工部賦予這些職能，一方面顯得名不正言不順，會讓人覺得非常怪異；另一方面也是疊床架屋，毫無必要，多此一舉。假使習近平一定要讓社工部擁有這個職能，那至少公安部很大程度上就不必存在。

而所以把原屬國務院辦公廳管理的信訪等事項劃歸社工部管理，讓社工部歸口管理基層政權建設和維穩，用官方學者的話說，將信訪治理與社會工作統籌在一起，是要打破此前信訪只負責信訪，民政只負責民生的狀態，當局可能確實在維穩壓力下，想採取這種「信訪+民政」的模式，找到化解信訪矛盾的有效方式。至於能不能做成，當然還得經過實踐的驗證。

一些媒體和觀察者將社工部看成社會部或者契卡，要麼望名附義，有點想當然；要麼是沒有去真正瞭解它的職能和任務，只是從當局面臨繁重的維穩工作、只好越來越多依賴專政手段去看待這個新機構。那有沒有可能，習近平在這個機構運行了一段期間後，覺得有必要增加它的情報收集、偵察和逮捕審訊等職能？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假如真到這一步，表明習認為形勢非常嚴峻，社會的不滿和反對勢力接近天下大亂的程度，習政權恐怕來日不多了。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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